说不清自己的心绪：慌，空，烦躁，惶惑，无名火…也许都不是，也许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

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这个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有一男一女从我前走过。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女的20岁左右，材臃，卷发淋淋（保丝所致）地堆在耳边；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一条黑呢长裙，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男的30多岁，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穿一棕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来自乡镇。他们渐渐地走近了，一路说着话。我下意识地低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我听见女的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对离世的那些亲人、熟人准确真实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我的童年是在家度过的，小学时班里同学问我怕不怕我的市长，我不回答他们，只是想起我爷爷对我的不怕。我爷爷是个给地主扛长活的大老，战争年代也过血负过伤的。他不仅敢打我的，还撅折过她的镜儿。他的禅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他打我一般在晚上。长大之后我才逐渐地清他这语的意，我不喜我的爷爷。有一回我读到过一段有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972年登基的描写：在王台上，站在玛格丽特公主边的丹麦首相大声喊了三遍：“国王已经去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万岁！”聚集在王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加的情绪中。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台上，彬彬有礼地吻妻的手，对她表示尊敬。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激和信任的标志。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尽我不是女王，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小将到我家揪斗我时，我爷爷将我护在后，和那些小将大打手。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红卫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带、我一拳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而死，他一生不会去吻我的手，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生命。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理因为经济效益不好（参观者一向很少，门票才五钱一张），在园内辟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顿觉怒火中烧。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省民政厅及时否定，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

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占地近三百亩，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陵园内树木很多：雪松，银杉，丝柏，法国梧桐，白丁香，紫丁香，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树木簇拥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们的墓，一排排隆地面的长方形墓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一望无际，像士兵整齐的列队。除了清明，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最安宁的地方。当我从嘈杂的殡仪馆踏烈士陵园的大门，当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的墓碑之下，墓两侧大的法国梧桐枝叶错搭起蔽日的天棚，为我和烈士们遮着，这时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静下来。泪常常不期而至，我任凭它去淌，因为这时我的泪可靠从容，没有雕饰也不暧昧。不像在殡仪馆里，那地方即令有泪也给人一来得急去得快之。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地面上没人认识我，墓中的人又是那么谦虚那么善解人意，我泪就用不着为了什么。我只看见这里的树很壮，我还信墓中人个个年轻英俊。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我被化了妆的红脸儿，也没有那么多活人的寒暄，因此这里也没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对生命的想念。我经常在条条墓之间走来走去阅读碑文，阅读那些生命和他们短暂得有些残忍的历史。我曾经在一块墓碑上读到过一名烈士的简介，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军分区年轻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区百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之后，归途中被一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6岁。每次我读王青的墓碑，总是莫名其妙地信那个打他黑枪的人还活在世上逍遥法外。这想法让人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间，我们真正知的事实又有多少呢？这打黑枪的人，他们比战场上与我们面对面拼杀的敌人更叫人仇恨，他们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隐匿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