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即理论理论之意，北京土话），不能让大家吃亏。”说罢，他就拉着三哥叶盛章找到经理，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三元。

经理不答应，叶盛兰急了，冲着他说：“经理，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他们都拉家带口的，出门在外，就更为不易。您不能光顾赚钱，不管我们！如果您不涨饭钱，那就对不起了，从今儿起，回戏（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剧场临时停止演出，谓之回戏）！”

见叶盛兰真气了，经理便软下来，说：“四爷，您别发火，咱慢慢商量。”

叶盛兰说：“好，能商量就成。还是那句话，每人每天三块钱饭钱，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赔钱吗？那好说，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管保您赔不了。”

有了这句话，经理乐了，说：“好，好，就按四爷说的办。”

义气，这叫够义气。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兰芳）老板。

据我所知，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人如浮尘，游弋世间。因有了情义，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性。

1948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用“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流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1948年12月13日，这天下午，李少春、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11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接着，电灯就灭了。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不一会儿，灯又亮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接着打。到了凌晨一点多，再听到爆炸般的巨响，电灯再度熄灭。艺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心思再打了。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区），彼此相距不远，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春、赵荣琛住得远点。从前的北京，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关城门。他俩一路行来，发现和平门关了，前门关了，崇文门关了…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

1949年以后，叶盛兰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今后生存方式的选择。戏是要唱的，但各自单挑独唱的情形，已很难维持。经过一番的东飘西荡和左思右想，再经过五弟叶盛长的现场说法，他选择了“国营”1951年，叶盛兰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而那时，他领衔的戏班育化社并未解散。足见，他多少是在“脚踏两只船”从收入上看，他在国家剧团的月工资一千三百斤小米，仅相当于他在戏班两三天的收入罢了。官方自接管政权，即对京剧名角儿有个政治与业务排队和考量。在业务方面，叶盛兰被排在一等，属于文艺一级。要论政治方面，他的排位就靠后了。在考虑吸收叶盛兰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的时候，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当时的负责人薛恩厚说：“我们跟组织商量、请示，决定把他吸收进来。那时组织上对他有个估计——这个人很不老实，我们也听说过‘叶四爷’的脾气，到了剧院去一定名堂很多。于是，我和魏晨旭同志对他‘约法三章’。然后，把叶盛兰请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二楼（在南夹道六十三号），我们跟他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三章。第一章是遵守我们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一切服从组织；第二章是要他努力学习，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努力改造自己；第三章是改革京剧。对这三章，叶盛兰连连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