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鸭子塞到他的裤挡的前部了。然后买了一张票走了进去。鸭子被挤得难受，开始乱动起来。这个人就把他裤档的钮扣解开，让鸭子的头钻出来。这个人旁边坐的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丈夫。这位妇女转脸对她丈夫说：‘拉尔夫，我身旁坐的这个人把他的那家伙弄出来了。’拉尔夫说，‘跟你捣乱了吗？’，我身旁坐的这个人把他的那家伙弄出来了。’拉尔夫说，‘跟你捣乱了吗？’‘没有，’她回答。‘好吧，那就忘了它，自管看电影吧。’又过了几分钟，这位夫人又用胳膊轻轻推了推她的丈夫。‘拉尔夫，他的——’她的丈夫说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别管它。’于是她说道，‘我不能不管——它正在吃我的爆玉米花呢！’”他一个人在旧金山的三、六、五，在纽约鲁迪的瑞尔，在托利多的金瓦罗等地做通宵达旦地演出。有时也在小喇叭的集会上，在犹太男人成人礼上或在施舍快餐的地方表演。

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在小剧场中一天连演四五场。这些小剧场都是象杰姆、奥迪翁、帝国和明星等那类的剧场。

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如果不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在此刻爆发，从而破坏了人民传统的生活秩序的话。托比·坦波尔大概也就认了命了。他以为，这一辈子也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搞这种盥洗室的轮回演出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托比以每天五美无的工资，在纽约第十四大街杜威剧院演出。节目单上共列出八场戏。托比除了有自已的戏以外，他还担任“剧外人”的工作。

每场戏他都要介绍几句。第一场进行得很顺利；而在第二场演出过程中，当托比介绍日本杂技世家金泽一家时，观众哄了起来。托比退回后台。“真见鬼！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的耶稣，难道你还没有听说？几个钟头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舞台经理告诉他说。

“怎么着？”托比问。“瞧那帮人好象还真了不起似的！”

下一场，日本戏班子该上场了。托比走向前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荣幸地向各位贡献菲律宾飞人这一节目！这一节目是在马尼拉取得成功后新到此上演的。”观众一看还是日本戏班子的人马，立即是一片喧嚣声。这一天的其它场次里，托比把日本戏班子一会儿说成是欢乐的夏威夷人，一会儿说成是有才干的蒙古人，最后成了满场飞的爱斯基摩人。但是，他没能救了他们；而且，事实证明，他也没能救他自己。

那天晚上，当他给他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托比知道了，家中有一封信正等着他去拆。信的开头是“您好！”署名是总统。六个星期之后，托比参军入伍了。在他入伍的那一天，他的头疼得非常利害，以至他只能支撑着勉强宜了誓。

小约瑟芬的头经常疼。她的头一疼起来，就象有两只大巴掌挤压在她两侧的太阳穴上。为了不打扰她的妈妈，她总是强忍着不哭。津斯基太太很迷信。她一直暗地里认为，她和她的小女儿从某一方面讲，对她丈夫的死是负有责任的。一天下午，她漫步走进一个信仰复兴会的会场，牧师正大声喊叫着：“你们全是周身充满罪恶的人。上帝憎恶你们，将你们放在地狱深渊之上，如同将可厌的小虫放在火上。你们罪孽深重，命如悬丝，如不悔改，必遭上帝愤怒冶火焰烧为灰烬。”

津斯基太太听了这话，顿时感到轻松了，因为她认为，她听到了上帝的圣言。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惩罚，因为我们害死了你的父亲，”她的母亲会这样告诉约瑟芬。但是，这时约瑟芬还太小，不理解妈妈在说什么。但她知道，她一定作了错事·但她很想知道，她作错了什么事，以便她能够对她妈妈说，她很抱歉。

第五章

一开始，战争对托比·坦波尔来说，简直是一种梦魇。

在军队里，他完全是个无名小卒。不仅如此，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士兵一样，只是穿着制服的一个号码。什么头衔也没有。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成了“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