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禦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后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后，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泄遝！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與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于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于是在隨后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與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像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于富歸之于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后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萬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萬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