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

据二哥后来跟他讲，二哥他们小的时候，家里住的海关宿舍是非常神气的，是那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客厅中甚至有炉，并且一到冬天是真的启用那炉来取的，西式沙发一类家不消说很齐全，父母卧床上的蚊帐，不是中式的四竹竿撑起的方形帐，而是从天板吊下的双层帐，并且那钟形的帐有着许多西洋海草式纹和缨穗，总之十分讲究，甚而可以说相当豪华…但解放后到了北京住那新海关宿舍，父亲却买的全是旧货店里的最劣的家，没有购置沙发，甚至没有购置带大穿衣镜的衣柜，因为他说过：“看看对门甘木匠，人家搭着铺板睡，支起炕桌坐小板凳吃饭，不是一样过得很好？我们不要太脱离劳动人民！”如果父亲真把这准则实行到底，倒也罢了，但起码直到“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之前，他却总还是经常地穿着西装，他自然也置备了中山装，也穿，但终于有一天在母亲劝说他不要总穿西装时，他脱而地说：“穿惯了！还是穿惯了的衣服穿着才舒服啊！”他在穿衣上就不怕脱离甘木匠那样的劳动人民了——实际上甘木匠那时候就仿佛连一新的服也不曾穿过，他的记忆里，甘木匠总穿着中式的对襟褂，要么天稍转便穿中式的褡裢背心。他记得父亲还很吃西餐，那时候东安市场里至少有三家西餐馆还在营业，一家叫“和平”一家叫“吉士林”一家叫“和风”父亲带他和阿小哥去吃过，更多的时候是父亲自己去吃，后来据母亲透，父亲那几年工资的三分之一，全用在他个人去那三家西餐馆吃西餐上——常

自1950年重庆人各自重新确立自己的命运，该翻的翻，该倒霉的倒霉，该侥幸的侥幸，该沉沦的沉沦，就是到来社会地位和生活准既没提升也没下降的中间一群，也都经过了重新定位。

他记得二哥同阿发生过好多次冲突，记得阿蹲在地板上哭，说二哥打了她…但等他长大以后，提及这个印象时，二哥矢否认，阿也混混地说：“晓得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

二哥属于那晚熟型的人。直到初中阶段他还笨得奇，不仅功课成绩很差，那时候学校教师除了给学生评定行评语还要评定一“情趣”分，他竟总是只能评上个三十四十分，也就是说他那么个青少年竟全无情趣可言，固然还不至于令人生厌，但可以说是相当地乏味。以当时父亲的收，供女上大学是力所能及的，大哥不肖，另当别论，二哥倘能考上大学，自当鼎力支持，但二哥初中毕业已很吃力，考蜀香中学的中名落孙山，到野中学去上中学费一样不低，学完了也无考像样大学的希望，所以父亲托了一位朋友崔伯伯的关系，把二哥安排到了乐山技术学校去学一门将来不难谋职的技术。谁知到了那有“神秘大佛”的乐山以后，二哥竟突然鸿蒙顿开，他不再傻胖，而且也不再挂两筒鼻涕，脑门脸颊下上也不再生疮，更重要的是他神光开始凝聚而锐利，脑瓜里的聪明仿佛啄破了壳的小，飞快地长大，不久便能拍动着健壮的翅膀喔喔啼叫——他上到第二学期时便达到品学兼优，暑假里提着个小箱回到家里，一不怎么合的西装(父亲穿过的)刷得净净，里面的衬衫领雪白，扎着一条蓝的领带(姑爹姑妈送的)，发刚刚在理发馆里洗过，斜分着，多的那半边发型是地呈隆起状，少的那半边服服帖帖，脚上还蹬着一双涂了厚厚一层鞋油的旧鞋，望去俨然一位书香少爷，更何况见到父母便递上一张大多是“优”、“良”只有一二项是“中”的成绩单，那评语上说他诚实善良，勤学苦读，尊师校，洁自好，总之几乎全是褒语，而情趣分则达到了80之多——二哥自称他在技校参加了业余剧团，在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里演了一个什么角，任是什么角，任他演技如何，他能登台演戏，这就证明他绝对不再是个低能儿，而成为了一个聪慧的时代青年！父母都为二哥兴得合不拢嘴，在饭桌上频频指示阿和小哥以二哥为楷模。他记得，倒是没对他提什么向二哥学习的要求——因为他毕竟还很小，父母容许他且与大黑猫为伴，任意嬉戏。

1950年对重庆人是个命运的分界线。1949年10月1日还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重的湖南音朗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有的史书记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固然实质上是那么一个意思，但你如果注意看有关的电影记录片，就会发现他宣布的还是政府的成立)，泽东那庄严的宣布使得北京城一片腾，然而同一时间的重庆城市面上却异常地沉寂，因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解放，解放军还没有突到那里；当时国民党的官大都已经飞往台湾，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痪，驻军也已开始自动溃散，或在准备投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准备着接应解放军，却也尚未正式公开亮相；盼望解放军到来的人们或待在家里收听北京传来的电波，或者到街上喜形于地聚集议论，但也还没有条件公开地集会呼；心怀不满乃至充满恐惧又没有条件远走飞的人，则各自打着形形的应付变局的算盘；也有为数不少的中间派，他们对腐败已极的国民党毫无眷恋，对神秘莫测的共产党即将到来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还有一些小市民、氓地痞、社会渣滓，则利用社会的真空状态和混局面拼命捞钱，捞好，捞原来还不敢捞、不敢那么鄙那么残忍地去捞的东西，从囤积居奇、哄抬价到坑蒙拐骗、抢劫，无所不为，无奇不有…这局面直到1949年冬天解放军开重庆才终于结束，并相当迅速地建立起了一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新秩序。

现在回想起来，他总觉得父亲那时候尽很认真地为新政权工作，并且极愿意顺时代而步，但似乎一直没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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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在这一命运中转站，搭乘的是一趟上升的车。同是国民党重庆关的职员，有的被共产党逮捕镇压，有的被送去劳改，有的被遣散，有的只是暂时留用或留而不用，但也有一小分不仅被共产党的人民海关留用，而且还相当信任地加以重用，他父亲即属于其中之一——当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他父亲被召唤京到总署工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父亲早在1945年以后就不仅同重庆关里的地下党员过从甚密，心照不宣地为他们打了不少掩护，更在1949年的变局中与地下党密切合作，为保存和移重庆海关的财产——特别是大批查缉走私的掳获，其中许多是新政权急需的无法从他得到的品——了实际的贡献。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关是一专业很而行业外的人又很难一下熟悉掌握的职能门，人民海关必须团结依靠一批旧海关的有专业职能的人员，方能迅捷地开展工作。重庆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他叫他方伯伯，还有方伯伯的太太他叫方伯母——也是一位地下党员——他们对他父亲的推荐，起了最直接的作用。方伯伯方伯母一家比他家更早地北上了，他们到北京将担任相当的领导职务。方伯伯方伯母原来一个西装革履，一个旗袍跟鞋，俨然一副国民党级职员的派，到他家来搓麻将时一个着玉石烟嘴国香烟，一个摇着檀香扇晃着金耳坠“蒋先生”、“蒋太太”、“小少爷”的称呼不绝于耳，但重庆一解放，他们便立即成为了共产党接收重庆关小组中的重要成员，一个一灰布中山装，一个一蓝布列宁装，再到他家来时“蒋同志”、“蒋大嫂”、“小同志”的称呼叫得既亲又清脆…他后来懂得前一面貌全是为了作掩护，方伯伯方伯母到重庆关以前原是在延安的党校里学习过的…

他家到了北京住了隆福寺后面的那条胡同里的海关宿舍大院，他家的位置在大院里一个有月门的小偏院中，院心有一株大的合树，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伞，到了夏天开满树金丝绒般的合又叫樱(更严格的写法应是“缨”即形犹如上的缰绳鞍辔所装饰的红缨)，没风的时候那香会酽得有些闷人，风过时满树枝桠晃动，香被风拂得淡相宜，人鼻中令人心旷神怡…

二哥和小哥玩得很好。暑假里两个人坐渡过江，到城里姑爹姑妈家玩，大看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那些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那些好莱坞电影明星，至今二哥和小哥仍如数家珍；他们有时候是同姑爹姑妈家的大女儿田霞明和二女儿田月明一起去看那些电影，不知为什么他们却不怎么跟他阿一块儿玩，过江看电影也往往不带阿一起去，阿便苦闷得只好同他在南岸的家中玩一些自己发明的游戏，比如“卖”——在阿所卖的那些自制饮料中，他买的最多的是滴蓝墨的凉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