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便能在一个月里打出全套的新家具——只要你画得出样子，他们就一定打得出来，而且保证不走样！
二哥一定认真地考虑过万月花，因为他记得父母接到过二哥寄去的万月花照片，他也有印象，从照片上看那是一个明显大气的东北女工，记得小哥看过那照片后私下里跟他讥笑过：“一定是个喜欢听评剧的！二哥今后恐怕总得陪她去剧场看《小借年》和《马寡妇开店》了！”他知道二哥虽然爱好广泛，却实在并无听评剧的爱好。小哥又模拟出一种痴憨的声音说：“那不是去列宁的吗？”这句话有一个只存在于兄弟间的典故，有一回二哥出差到北京，在家中小住，三兄弟一起聊天，二哥说起他们那个地方的一般人不懂得电影是怎么拍成的，更不熟知银幕上的那些演员，尤其是苏联电影里的那些个译名念起来很拗口的演员，又常常分不清匈牙利和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电影，甚至连那些个国家本身也分不清，因而他们工厂礼堂放映电影时，就常有观众主观地固执地把比如说一部捷克电影中扮演工程师的一个演员，非认作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扮演列宁的那个演员，二哥举到这个例子时便模拟那声音说：“那不是去(‘去’就是扮演的意思)列宁的吗？”小哥和他听了，便笑，后来大家一说及某些人对艺术的无知，便拿出这句话来，当作一个典故，每一引出这个典故，便又笑，小哥甚至会笑得喘不过气来。小哥看过万月花的照片后引用这个典故，意味着他断定万月花的文艺鉴赏水平大概也就在那低下的一档上。的确，二哥的文艺鉴赏品位也未免太高了，岂止在那样一个边陲小镇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拿到北京，也未免曲高和寡。以欣赏电影而言，二哥是要一直议论到导演手法、表演技巧、摄影风格、音乐处理等等方面的，除了小哥最能同他谈得来外，恐怕也只有田霞明、田月明两个表妹堪称知音了。他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后，当他告诉二哥田月明和那混血儿西人感情终于破裂时，二哥便说：“不难理解。你想那个西人，连电影也不会摆，俗！你二表姐怎么能长期跟他好下去！”他很惊异于二哥这种“摆电影”的衡量标准。所谓“摆电影”就是在一起很细腻地、兴致勃勃地、互相补充或争议着讨论一部电影艺术上的成败，例如究竟是史楚金扮演的列宁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是史特拉乌赫扮演的列宁更具有艺术的魅力？又例如究竟是《青春之歌》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新颖流畅，还是《林家铺子》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更老到圆熟？孙道临为《王子复仇记》里阴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配音真是白璧无瑕，张瑞芳为《白痴》里的高等妓女娜斯塔霞配音有意突出嘶哑低沉真是韵味无穷！等等，等等，天哪，在这种内心的标准面前，那万月花怎么可能被正处于青春烂熟期的二哥选中呢？她的终于被淘汰，是二哥的慎重，也是她的幸运…
但是二哥不可能在那个边陲找到能如田霞明、田月明那样同他一起“摆电影”的恋人和伴侣，而岁月匆匆，他总单身一人，想必难免苦闷而焦虑。他记得，二哥没有同小哥和他讲到自己，而是讲到了别人，讲到同样是从南方去到那个小镇那个工厂的几个男技术员，因为总找不着对象总结不成婚，所产生的性苦闷和性变态，说是当中有一个又瘦又黑又矮的技术员，工作很努力，技术上有许多革新成绩，厂里“光荣榜”上占据着稳定地位，却忽然有一天被人在女浴室外面擒获——他正蹬着一架梯子趴着天窗往里窥视，当他被发现者扭送到厂保卫科后，连厂长和保卫科科长都想保他，暗示他希望他为自己辩护，比如撒一个谎说是自己出于某种并不涉嫌“流氓”的动机，但他却双眼发直，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也不坐下，人们正感到纳闷时，他忽然伸手抓过保卫科办公室桌上的一个铜镇纸，使劲往自己下部砍去——原来他那阳具仍在裤子中勃起，他狂乱地想用击砍的办法解除那一生理上无法抑制的冲动…二哥讲到那位同事的这一悲剧时，并不带有讥讽和谐谑，不知小哥听了以后作何感想，反正他感到这故事也折射出了二哥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与绝望…
大哥的婚姻大事尽管鞭长莫及，父母却也在北京给张罗了一番，他记得为这事父亲找过方伯伯、崔伯伯，甚至还找过其实并非真正亲戚的一位香姑姑，弄到过一些女子的照片，给大哥陆续地寄去过…哪一个条件好的北京女子愿意远嫁到海南岛去呢？而又有哪一个单凭介绍便情愿远嫁到海南岛去的女子，会具有能让大哥满意的条件呢？所以父母的这些张罗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毫无所获。
但终于有一天大哥寄来了让全家不胜欣喜的来信。他不但有了对象，并且已经定下了婚期——原来大哥得了一场病，住院期间，军医院的一位护士爱上了他。当他出院前夕，在枕头下发现了那护士塞的情书…随信寄来了那护士的照片，好年轻！眼睛好大！一望而知是个南国姑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久大哥便在海南岛结了婚，那护士成了父母的头一位儿媳，成了他的头一个嫂子。大哥婚后在海口市安了家，不愿意再开着卡车到处跑，搭上总未能入党升不成连长，便转为当地驻军中的文化教员。大哥大嫂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取名蒋唱。后来他父亲从北京调往张家口，在一所军事院校中任英语教员，父亲母亲两个年纪渐老，子女都不在身边，很感寂寞，便让大哥大嫂在请假去张家口探亲时将蒋唱留在他们身边，大哥大嫂同意了，那时蒋唱才刚刚三岁，后来蒋唱一直随着爷爷奶奶长大，对于她的父母，反倒陌生了。
10
蒋唱如今已经三十多岁，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在广州过着典型的广州人生活。一年前他曾因事去过广州，去看望了这位大侄女儿，大侄女儿蒋唱热情地款待了他，但一句淡淡的问话，使他很为触动，那问话是——
“小叔你还写哪？”
这话出来时，他的眼光正和蒋唱的眼光相接，并一时间粘住了。他从蒋唱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大怜悯。是的，一种因为对他的写作大隔膜大不解大不屑而生出的大怜悯。你可以把她的问话分解为如下许多个含义：“你干什么不好，怎么还干这个呢？”“是呀，你也这么老了，也干不了别的了，难为你还在干这个…”“你写，写点别的不成么？怎么你写的我一点儿不爱看…”“可怜你还要这么样地写下去…”
蒋唱不是现在才对他的写作、他写出的东西持这样一种淡漠的态度，早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蒋唱还在上中学，他因《迟来的春风》等作品而轰动而获奖而大红大紫时，蒋唱就对他小哥、阿姐说过：“小叔写的东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动？我总觉得我心里想的跟他心里想的一点儿都碰不上…”
他在蒋唱面前，在蒋唱的目光下，深刻地意识到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代沟”问题，那是一个生命个体与另一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问题。是的，尽管蒋唱是他亲哥哥的骨肉，同他在遗传继承上有着不可切割开的血缘关联，但蒋唱又毕竟变异为了完完全全独立于家族血统的一个单独存活的个体生命。
“小叔你还写哪？”
面对这个问题，他在同大侄女蒋唱的目光相接相粘后，忽然主动毅然地切断转移，他把目光移向了蒋唱家那个客厅的窗外，窗外是南国明媚的晴空，一碧如洗，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