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一九五五年终于回到台湾家中，是由我们一位堂嫂护送回去的。回家之前，在国的智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亲，叙述明得病及治疗的经过情形，大概因为怕父母亲着急，说得比较委婉。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寒风恻恻，我们全家都到了松山机场，焦虑的等待着。明从飞机走来时，我们大吃一惊，她整个人都变了形，暴涨了一倍，本来她就大，一发胖，就变得庞大臃起来，发剪得特别短，梳了一个娃娃。她的肤也变了，变得糙蜡黄，一双睛目光呆滞，而且无缘无故发笑。明的病情，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她患了我们全家都不愿意、不忍心、惧畏、避讳提起的一个医学名词——神分裂症。她初回台湾时已经产生幻觉，听到有人跟她说话的声音。堂嫂告诉我们，明在国没有节制的吃东西，重倍增，她用剪刀把自己发剪缺了，所以只好将长发修短。

民国三十七年我们又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时明已经成长为十五六岁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愈，归了队，而且就住在明隔房。可是常常我听到明一个人锁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张，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她。我只知明很寂寞。那时母亲到台湾去跟随父亲了，我的另外两个老早到了国，家中只有明一个女孩，而且正临最艰难的成长时期。明念的都是最好的学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圣玛丽书院，功课要求严格名，然而明并不是天资捷的学生，她很用功，但功课总赶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错，发音尤其好听，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艺术的才能，可是就是不会考试，在圣玛丽留了一级。她本来生就内向，个长得又大，因为害羞，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留了级就更加尴尬了。我记得那天她拿到学校通知书，急得簌簌泪下，我便怂恿她去看电影，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一张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与鬼》拍成的电影。“鬼来了！”明在电影院里低声叫，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级的事情忘掉了。

曾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明去探望过我两次，大概还是偷偷去的。我喜望外，便把那只黑狮狗赠送了给她，明叫它米达，后来变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怜小动，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视同仁。有一次，在台湾我们还住在松江路的时候，房里常有老鼠——那时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一片稻田——我们用铁笼捉到了一只大老鼠，那只硕鼠尾算起来大概长达一尺，老得尾都掉光了，而且凶悍，龇牙咧嘴，目凶光，在笼里来回奔窜，并且不时啃啮笼铁线，冀图逃命。这样一个丑陋的家伙，困在笼中居然还如此顽，我跟弟弟们登时起了杀机，我们跑到龙那边用铅桶盛了一大桶，预备把那只硕鼠活活溺死，等到我们抬回来，却发觉铁笼笼门大开，那只硕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站在笼边，满脸不忍，向我们求情：“不要死人家嘛。”明真是菩萨心，她是太过善良了，在这个杀机四伏的世界里，太容易受到伤害。

明在国那三年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或者逐渐起了什么变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纽约见到明时，明曾经跟她诉苦(她那时已了波士顿大学)，学校功课还是赶不上。她渐渐退缩，常常一个人躲避到电影院里，不肯来，后来终于停了学。许多年后，我回台湾，问起明还想不想到国去玩玩。明摇，叹了一气说：“那个地方太冷喽。”波士顿的冬天大概把她吓怕了。国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陆广漠的土地一般，也是无边无垠的。在这里，失败者无立锥之地。明在国那几年，很不快乐。

明是十七岁到国去的，当时时局动，另外两个已经在国，父母亲大概认为把明送去，可以去跟随她们。赴前夕，哥哥们把明带去参加朋友们开的临别舞会。明穿了一袭粉红长裙，腰间系着蓝缎飘带，披了一件白披肩，长玉立，裙带飘然，俨然丽人模样。其实明长得很可，一双凤，小小的嘴，笑起来，非常稚气。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动比较拘谨，所以看起来，总有羞赧失措的样。但是那次赴宴，明脱颖而，竟变得十分潇洒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明如此盛装，如此明丽动人。

明的病，是我们全家一个无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的内疚。她的不幸，给父母亲晚年带来最沉重的打击。父母亲一生，于国于家，不知经历过多少惊涛骇狼，大风大险，他们临危不、克服万难的魄力与信心，有时到达惊人的地步，可是面临亲生女儿遭罹这人力无可挽回的厄难时，二位人，竟也束手无策了。我家手足十人，我们幼年时，父亲驰骋疆场，在家日短，养育的责任全靠母亲一手扛起。儿女的幸福，是她生命的首要目标，在那动震撼的年代里，我们在母亲卵翼之下，得以一一成长。有时母亲不禁庆幸，叹：“终算把你们都带大了。”叹中，也不免有一份使命完成的欣。没料到步晚境，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