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讨论一番。

我在混乱中听见他说他哥去改稿一年发了三篇新闻，心里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镇城乡）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优”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兴冲冲地连夜赶回B镇，到县广播站送稿。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费尽了口舌才使我勉强明白社论不应该由我来写。我反复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写社论呢？为什么？

我灰头灰脑地从县广播站出来，脑子里却奇怪地想到这个男人的脸，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双眼皮，他的脸上还有一个圆圆的酒窝，十分迷人。

迷人这个词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听高二的女生说的，这本来是一个不好说出口的词，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也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有些词中学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比如爱情、恋爱，甚至结婚这个词也不大敢说，幸好有人发明了个人问题这个词，于是有个同学在请假条上就写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决个人问题，特请假一天望批准。班主任在班上念了这张请假条，大家会心一笑。

有许多秘密的词、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学生的心里，这些词堆积得太多，其中的某个词总要伺机溜出来，比如迷人这个词，在某个下午，在会堂门口，被一群吃吃窃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鲜亮的颜色充满了魅力，从此成为了那段时间里我的常用词。

我回忆起广播站那个人是因为广告。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电视上会出现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脸上有一酒窝，他边走边说：不要让你的妻子为琐事烦恼。然后他的妻子在镜头前看书，美丽地歪着头，然后妻子又穿着天蓝色的制服微笑，等等。这是一个洗衣机的广告。

我坚决抵制这个广告，这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广告，为什么没有洗衣机妻子就会为琐事烦恼呢，难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机吗？简直岂有此理！

该广告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窝，它使我回忆往事。

往事飘忽如烟，摸不着抓不到，它被岁月层层掩埋，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把它全都遗忘了。但是某一天，就是这一天，我们发现它悬挂在电视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窝里。

这酒窝里有我的一个奖状，一九七六年的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这个光荣称号是我的通讯生涯的终结，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在知青会上被带队干部批评，说我写了点报导就骄傲自满，紧接着就是评选一年一度的先进知青，本以为凭我的突出表现不光大队能评上，公社也该评上的。

结果就是不评我。

这对我打击极大。一九七六年，一个知青要想有出头之日，带队干部是个关键，他的印象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