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备战的年月，城镇人一律疏散，她跟继父商量的结果就是将我和弟弟送回另一个县的农村老家。我当时想，还不如不商量的好。他们叫来了我的同父异母的，让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乡，我们经过地区所在县玉林时，在的同学家吃了两顿饭，其中有一顿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里还有一台织布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奇怪的机。在逛大街时我母亲给我的五块钱（在当时是一笔款）被小偷偷走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要把丢钱的事告诉妈。她找了熟人，让我们坐上了开往家乡县城的解放牌大卡车，那车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步行二十几里回到老家，开始了每顿吃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的日。

回老家的日是暑假的日，秋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开学了，开学的日永远是我的节日，我总是在开学之前的两三天就兴奋起来，心情轻松愉快，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我母亲没有来看我，也没有给我写信，现在想来，她当初也许是下了决心把我们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经尽到了责任，一个人靠三十几元工资拉扯了两个孩六年之久，她已经问心无愧了，林家的人有义务把林家的后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衫破旧的农村孩在上课。我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和茫然，跟现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学儿童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是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孩，我不是，我母亲是国家、医务工作者。

那是我失学的日，想起这段日我心痛裂。起初我不知我将失学了，我以为仅仅只是因为备战，母亲让我回老家暂时躲一躲，很快就会把我接回家的。在农村的叔叔家一安顿下来，我立即给母亲写信，信发之后几天，我便每天到大队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个月，母亲的信还是没有来，这时说：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妈既然结婚了，你就在老家过吧，叔叔是好心人，不会嫌你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我隐约到，我也许回不了B镇母亲的边了。

从秋天到冬天，荒凉而无望。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又要开学了。我的同父异母的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多米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她举例说，她唱过的歌，不有多复杂，多长，只要唱了一遍，多米就能一字不拉地唱来。起先她以为我学过，后来发现确实不是，这使她十分吃惊。因此她希望母亲能重视我培养我。我的是地区中的材生，既聪明又善良，只是生不逢时成了回乡知青，与她相比，我的命运好多了。现在想起她，我就看见她一个人站在一片匕首般锋利的菠萝地里，她的全是漉漉的，她用凄清的音调唱着泽东诗词《七律·送瘟神》：“绿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萧疏鬼唱歌…”这首歌连同她那凄凉的唱法成为我在老家的日里的背景音乐。告诫我，中毕业后一定要队，千万不要回乡，否则就会成为宗族斗争的牺牲品。

至今我谢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个孩之外收留我们弟，使我们吃上他的孩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那是一用萝卜加大量生盐熬煮几天几夜，直到把萝卜煮到发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里，名称叫“萝卜腩”的一咸菜）。叔叔让我上山打柴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十岁了就不能白吃饭；他不让我上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既然我母亲都想不到让我上学他为什么要多闲事呢？

我知，在这小说中，我往失学的岔路上走得太远了，据说这是典型的女写法，视散漫、随遇而安。让我回到母亲和故乡的话题上。

想像在那些我发烧的夜晚，母亲一个独女人，是如何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亲当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为了我，我父亲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岁，她一直到三十岁才再婚，在她二十四岁到三十岁的丽岁月里，曾经有一个姓杨的叔叔经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不见了，听母亲的同事说杨叔叔的家成分是地主，母亲怕影响我的前途。我想这是真的。我还想起来，母亲再婚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过，她说你继父成分好，以后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她又说：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这么多年，凡事没人可商量。当时我不懂这些，我只有十岁，我想：要人商量什么？一切自己决定好了。

那些日我没有想念母亲，我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学，我跟她们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们。我神地想念她们的外号、吵架的声音、难听的话，她们所有的恶劣行为在我的面前如繁般灿烂和明亮，就像并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而是一个梦境或天堂，我与她们真正是隔了千山万，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情给她们写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信封胀鼓鼓的，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动不已地拆了封，里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张纸，是五六个同学写来的，她们每人抄了一段主席语录，那是当年的习惯，写作文和写信都要先抄语录。她们不知要给我怎样的鼓励才好，她们便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到底！”“领导我们事业的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克思列宁主义。”写了庄严的语录，才是她们各自寥寥数语的信“文革”中念书的四年级学生，除了抄语录以外就表达不别的意思了，她们的信空无，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获至宝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最彩的故事，它们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地在我的开放，成为我的节日。我无数次地读过它们之后我平静地想：她们虽然还在念书，但她们不如我。

到家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怀着重获新生的心情跑到学校报名。跨学校门，我一看到大厅正中贴着四年级报名的地方正站着重我的算术老师。他看到我睛一亮，说：林多米，上学期你回老家去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他在报名册上飞快地写下我的名字，然后微笑着看我说：这回你要补课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女同学要报名，女同学说了自己的名字，老师忘了怎么写，又重复一次，这个场面使我到自信。一上课，老师就说要复习上学期的内容，第一节课先一些小数除法的题给大家算算，看掌握得怎么样。这正是我缺的课，我一都不知怎样除小数，我失去了那老师一完题我的得数也来一半的优势，我只能问我的同桌。小数移动的方法一经从她中，我立即觉得这是我心中谙熟已久的方法，我对之毫不生疏，我熟练地写起了竖式，竖式的一横和一撇就像我的亲人使我到万分熟悉和亲切，我安静地了状态。算术老师写完黑板后上走到我桌边，他看到我会了。他走开之后我到失学的难关过去了。

我母亲肯定是一名好母亲，除了这次目的不明的失学（我不能问母亲，只能问我的，但我首先要找到她，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再也想不她有什么不好了，她把我这样一个反常的、冷漠的、从来没给她带来过温情的孩养大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碰上别人早就不要我了。直到我十八岁，母亲还帮我洗烂脚。那时我在农村队，双脚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想我是最优秀的学生啊，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前就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算术老师会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我提前许多天（有时是学期刚到一半我就把整个课本的算题完了）的算题抄到他的课本上，他会认为我算的都是对的。二十多年过去，老师写信来，仍说我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命运有时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后来母亲又把我接回边上学，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长到十六岁就嫁人了事。每当我想到这个可能的结局时就心惊胆颤，全冰凉。每当我陷绝境的时候，那个可能的命运常常像一张饥瘦的黄脸在我面前晃动，它提醒我，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赚了的，我应该满足。

所以我一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里，听不懂他们说的客家话，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看（过年的时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战》，令老家人激动不已）。老家的日使我沉默、孤僻和绝望。

不知是的信起到了作用，还是母亲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天到来的时候她的信和汇款来了，重新带领我和弟弟上路，先步行到一个小镇，然后乘车到县城，从县城换车到地区，地区换车到B镇所在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