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大姐干笑一声。“听说他死了好些年头了。唉，没想到他这儿子还孝道，讲仁义。”大姐把花生壳扔出了碗，继续说：“说白吧，他们是情人，他在货船上当轮机长，那时缺柴烧，经常帮妈妈运柴到家里来。”

“哪阵子的黄历？”小姐姐问，把地上的花生壳拾了起来。

“1974年或是1976年，我回重庆碰到的。”大姐说。

我比大姐说的时候还早点见过这个翦伯伯。母亲那时贫血，在白沙坨造船厂当抬工时，从跳板上掉下河里好几次，有一次被救上来，死人一样，手脚冰冷僵硬，脸色死灰，心脏停止跳动。做人工呼吸，最后母亲才缓过劲来。不过厂里医生说，母亲心脏有问题，还有高血压，这才调动了工作，烧老虎灶。有一次大姐突然回重庆来，要我去通知母亲，我拿着大姐给的一毛钱坐船下到白沙坨。找到母亲，碰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母亲让我叫他翦伯伯。

不知为何，我不叫。

母亲有点生气，对男人说：“不晓得是哪根经不对头，这个孩子从来不听我的话。”

母亲去伙食团打了饭，是菜花和咸菜。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食堂菜：菜花用米汤闷，香喷喷。我们三人在母亲的开水房的小桌前坐下。不断有人提着热水瓶来打开水。印象中翦伯伯生得气宇昂然，个头在男人中算高的，该有一米八吧，左腿有些不灵便，跟父亲说话的口音相似，明显是下江人。他微笑地看着我说：“有个性好，上小学几年级了？”

我回答了他，反过来问他认识我父亲吗？

他竟然点了点头。

翦伯伯对母亲很好，吃饭时给母亲倒了杯水，还给我夹菜，他眼睛看母亲，发着灿烂的光。吃完饭，翦伯伯摸摸我的脑袋，就走了。

我以为母亲会警告我，关于翦伯伯，回家不要告诉父亲。可母亲什么也没对我说。她请了假，调了班，我们搭了一艘船厂的拖轮回家，一路上母亲啥话也没提，她紧握我的手，一脸疲惫，看着江水，闭着眼睛。

“我晓得，妈和船厂管人事的头头也有点那种——”二姐停了一下，想找个合适的词，可是未找到，她索性放弃。“反正是那种不体面的关系吧，妈才能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调了工种，给厂干部们烧开水，做活轻一些了。”

“不是那一批临时工都按政策全部转正的吗？我记得妈妈说过。”我插言。

二姐说：“反正厂子里的人是这么说妈的。”

“没证据。”

“六妹，你是作家，你找证据来证明他们诬蔑好了。”二姐口气平淡。

大姐双手一挥，高声叫道：“你们两个都给我停下，听我几句。晓得吗？妈那阵子已经四十多岁，还是个顶呱呱的大美人，尤其是在白沙坨那个夹皮沟船厂，更是尤物，好多男人信她这包药。袍哥头，我们的爸爸，爸爸之前遇到守礼的叔叔，还有六妹的生父，那个姓孙的。想想，还有谁呢？对了，还有翦伯伯。天知道她有多少事，我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有妈那么多的秘密！”

小姐姐说：“真是的，妈妈这一辈子有多少情人，谁也说不清。我的男朋友原先不想和我结婚，就是妈在船厂里名声太坏，他家里反对。反正我觉得妈对不起爸爸！难怪王眼镜石妈她们对妈那样不留脸，总刁难妈，妈是有些自作自受。但妈是自己的妈，我只得认了。”

“怎么妈妈的好朋友王贵香没来悼念？”二姐说。“通知了吗？”大姐问。“三弟该通知了吧？听说她不住在重庆。”“王贵香跟妈穿连裆裤的铁关系，妈在船厂时两个人抬一根扁担，她知道妈走了，肯定会来看妈。妈肯定想见她。”大姐说。“那么天亮后问问三哥，看看通知王娘娘没有。再打个电话吧。她的干儿子守礼一家呢？”“守礼来了，进门就给妈跪下叩头。他说，他母亲正生病住院，不能告诉她我妈走了，怕讲了会加重病情。”“莫娘娘呢？爸妈生前和她关系好，通知了吗？”大姐很生气：“你问三弟吧，他以为自己现在是家中长子，老大了，目中无人。我是看着妈妈的面子，才给他面子。”“大姐，和和气气办妈妈的丧事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