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叫去了。她说，她不是“走资派弟”

她完全能想象父亲在台上的样：发剃掉一半，脖上垂着沉甸甸的木块，上面墨淋淋地写着他的名字，胡涂了红杠，前面加了各最难忍受的形容词。被造反派红卫兵双臂反剪，坐气式飞机，她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她并没有觉得痛苦，却到十分羞辱。

她捧住钱和信，鼻一酸，差哭起来，但还是毅然转走了。

柳璀问父母在哪里。警卫员也不知，他只能到自保。但是他告诉柳璀，她的母亲也被造反派抓走了，但是父亲偷偷留了一张条。

父亲终其一生，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哪怕在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那天下午她好不容易忍住了不去看父亲。那个下午，她心情如油锅里一样翻，她一个人在护城河堤没有目的地走，一边走一边哭。泪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哭的，以后她一辈很少有痛哭的时候。全城都是传单，包括她满手油墨印的传单，连护城河里也飘散着传单，不过那些匆匆走过的人没注意她。

她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哪怕得到父亲自杀的消息，李伯伯也不让她回成都。母亲却被送去几百里外省委的校劳动，她也没有让女儿回到成都。那个时候，柳璀已经成为李伯伯的“养女”去内蒙古草原军垦农场，等于半个军人，后来就直接到了队里。参军是女当时首选的路，她从心里激父亲弃绝人寰前，给了她一条幸运之途。

她们真正全家重新“团聚”是在新省委给父亲正式举行追悼会。共有一千人参加，李伯伯一家也专程去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不敢细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竟然走投无路到如此地步。

各派造反组织势力起起伏伏，有时得势有时失势，她成天成夜住在队里，抄大字报和标语。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的组织发生政变，一批本来是下层成员的低级女，组成了新的“勤务组”打了司令，说是要清除领导中的走资派弟。一阵拳打脚踢骂之后，老总的人被关押起来，一个个叫去说话。其实话都一样：这个组织要生存下去，只有改变领导机构才能自救，不然永远是“老保”不能参与造反，大家一起完。所以，必须让老总的人都退组织，包括她这样抄抄大字报的“工作人员”

她早就知，省委一批批下台的，有不少人恨父亲，说他靠装傻，才成为“不倒翁”掌着大权。父亲的“不卷”最后成为被人往死里整的最重要原因。

那天直到夜里，她才偷偷回去，她想至少可以见到母亲。但是家里被贴了封条。她走到院另一侧，找老警卫员。那个警卫员算是参加了省委造反组织。见到敲门的是她，警卫员上用手指嘘了一下，让她别作声。

那个女孩说“去看看吧，去看看，仔细划清界线，不要犯政治错误。”她也是弟，态度还是同情的。“不过，今天是省委的批斗会，你爸爸可能会在台上。你今天不去也好。”

警卫员帮她小心翼翼打开门，揭开掉落一半的封条，准备之后封上。

昏黄的灯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分“政治上错误”的书撕烂撒了一地，尤其是父母心的线装书，无一幸免，瓷统统砸烂在地上。家被毁坏了，连她自己的房间也不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警卫员说，他的房间没有被抄，因此家里一些日用品暂放在他那里。

占了一画面。

那个以前是下的姑娘，绕过桌跑到她跟前，关切地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你爸爸已经关棚，好长时间了。两天前他被抓起来，宣布是省委鬼蛇神，省委大院里有不少打倒你父亲的标语。”

后来，省里整父亲的那一派垮了台，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母亲也恢复了工作，由于父亲已经“没有问题”那年柳璀也了大学。柳璀的记忆中，从没好好和母亲一起生活过。母亲很晚才想办法调到了北京。

她说，她一直未回去过，真不知。

文革一开始，全是昏天黑地的日。那时她刚中，参加了红卫兵，没有回家，没有心思，也不想有这心思打听父亲的消息，或许潜意识里明白打听了不会有好事，她无法对付坏消息。

父亲的信里说，让柳璀看到信后，就赶快离开成都，到北京去找他的老上司李伯伯，李伯伯依然在队里，情况会好得多。警卫员拿两百元，说是父亲留给她的。

她也是参加过批斗人的，但“保守派”红卫兵一般都是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那些教授专家什么的，女红卫兵就要对教授夫人动手，抓住她们陪斗，她也一样对这些“资产阶级”女人推推搡搡，虽然她从来没有打过人，她不记得打过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