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江大学毕业,1945年10月离沪去台北。据他自己回忆,从大学毕业到赴台中间的三年里“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
那位“低班同学”指的是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见面地点,是在章同学巨籁达路661号的家中;1944年,正是轰轰烈烈的“张爱玲年”不过当时的夏志清正在埋头专攻英美文学,抱定宗旨不读中国当代作品,因此对张爱玲所知有限。参加这样的一个文艺集会,目的只是想“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倒不是为了慕张爱玲之名。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的视线一直被一位美丽的宁波小姐刘金川所吸引,后来追求了许久而未果;对张爱玲反而印象不深,只记得“她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
此后夏志清在胡适的鼎力推荐下,得到一笔助学金,得以赴美留学,成为耶鲁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生。在耶鲁期间认识了第一任美国妻子,生了个女儿,可后来离婚了;第二任妻子是台大毕业来美的王洞,又生一女,可惜天生痴呆,不会讲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是夏志清生平至大憾事。
夏志清1961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第一次让美国人知道了鲁迅、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的名字。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曼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该书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许多欧美大学的教科书。然而这时的夏志清与张爱玲其实并无交往,此前虽在上海有过一面之缘,张爱玲早已不记得了;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64年3月的华盛顿,由“美国之音”中文部编辑高克毅做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这在后文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此后,夏志清与张爱玲正式建交并开始通信。2004年10月,曾以一部自传体励志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蜚声文坛的周励女士两次采访夏志清先生,第一次在饭店见面,第二次则在他纽约哥大附近113街公寓的家中,并带去了《她从海上来》的碟片。
夏志清向周励出示了张爱玲的多封来信,张爱玲用打字机打出的地址,既没有用Eileen,也没有用赖雅FedinomdReyhor的姓氏,只是一个“Chang”信都是竖式书写的,用的是薄薄的白信纸,黑色钢笔字很清秀,每封信的最后总是要提夏太太王洞的名字。夏太太说:“张爱玲真懂礼貌,每一封信都要问问我和月珍(痴呆女儿)好。”
谈起张爱玲的两任丈夫,夏志清余怒未消,认为:“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对照记》中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两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第一次写进文学史,这对于张爱玲作品而言,无疑是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却似乎波澜不兴,草木依旧,她的英文小说的出版仍然很困难,她的经济情况也丝毫不见好转,而她的丈夫赖雅则更在经受着生死之危。
真正对她的经济状况与作品出版具有直接改善之功的,是台湾“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
平鑫涛的名字,对于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不仅因为他是《皇冠》杂志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是“爱情教母”琼瑶的丈夫;而对于本书来说,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玩味——他同时还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20年前在上海,张爱玲的第一本书《传奇》没有交给中央书局出版,从此与平襟亚结了梁子,还惹下了“一千元灰钿”的官司;20年后,她终于还是把出版权交给平家人了,而且,这一合作便是30年,直至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