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爷说：“依我看，八路的人能吃苦，国军的人不能吃苦。八路的人没有架，大官小官都没架，国军的人架大，国军的大官架倒不大，小官反倒架大，官越小架越大。俺家东厢房里住过国军一个少尉，连洗脚都要勤务兵给端到炕前，但八路的团长还给俺家扫过院。还有，八路的人不跟女人粘糊，我看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国军的人就不一样了，见了漂亮娘们儿，当官的带上。就这几条，国军非败不可。”

“那会儿谁能看来？那会儿我要看来肯定当了八路。”他说：“我要是当了八路，熬到现在，最次不济也是公社书记，吃香的，喝辣的，下坐着冒烟的。不过也很可能早就给炮打死了。人的命，天注定，这辈该吃哪碗饭，老天爷早就给我安排好了，胡思想是没有用的。人不能跟天对抗，我是很知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我们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胡扯着，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我们说累了，就沉默。在沉默中我们昏昏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幅很有情调的画面：一艳当照，沙石路在光下变成了金黄，一个草圈、斜背书包的老，迎着光眯着一大一小两只，肩膀上背着缰绳，神着黑的脖，一步一探地往前走着，像我后来看到过的在江上拉纤的船夫。在他的后，是被缰绳拉得仰起来的脸。脸上有泪还有苍蝇。再往后是弓起来的背，夹起的尾。太难看，就不要画了。重应该画画我。我很丑，我很丑却缺乏自知之明，喜扮鬼脸，怪相，连我的都曾经质问我的母亲：娘，你说他怎么这样丑？简直是气死画匠，难描难画。母亲对的质问当然不兴。母亲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你们不亲他，所以就觉得他丑。当然母亲生了气时也骂我丑。我趴到井台边上看自己的模样，确实有些问题。譬如说我嘴里生着一颗虎牙，说我锯齿獠牙。我一怒之下，找了一把铁挫，是一地将那颗牙挫平了。挫牙时整个牙床都是酸的，好像连脑都给震了，但是为了，我把那样长的一颗虎牙给挫平了。我把这事说给村里人听时，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又在胡说。我留着那只有一撮的娃娃，脸上是一片片铜钱大的白癣，那时候男孩脸上长这白癣，据说用酸杏能好，我们就去偷酸杏来探，也没见谁好过。我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条大，脚上拖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摇着一柄破芭蕉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的。我们都不好看，人不是好人，也不是好。但我们很有特。如果愿意，其实还可以画画路两边的树。路两边的树多半是杨树，杨树里夹杂着一些槐树。杨树上生了那名叫“吊死鬼”的虫，它们扯着一游丝在风里来去。路两边的麦正在开，似乎有那么甜甜的香气。这幅图画固然很好，但我的却很痛苦。我痛，前有发黑，里是又又苦，脚也很痛。但我的这痛苦跟比起来肯定是不值一提。受的罪比天还，比地还厚。它的不痛是不可能

我说：“那你说说国军为什么被八路打败了？”

我说：“你既然看国军必败，为什么还不去当八路？”

说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候，谁也看不八路能成气候。八路穿得不好，吃得也不好，武更不好，就那么几条破大枪，枪栓都锈了，弹也少，每人只有两粒火，打仗全靠手榴弹，手榴弹也是土造的，十颗里铁定有五颗是臭的。国军可就不一样了，一的绿哗叽军装，式汤姆枪，红绿弹开着打，那枪，打到连发上，哇哇地叱脆生生地，听着都养耳朵。手榴弹一是小甜瓜形状，的，炸起来惊天动地，还有那些十大卡车才能拖动的榴弹大炮，一炮能打五十里，落地就炸成一个湾，湾里的瓦蓝，一望不到底。爷们儿，那时候不比现在，现在都打破地抢着当兵，那时谁也不愿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嘛。就是当兵，爷们儿，我也不去当八路，要当我也去当国军了。当国军神气，国军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关到银两。八路，不是正香主，爷们儿，说起来好像在撒谎，一直到了1947年咱们这块地方还不知八路的是谁，后来才听说八路的是朱，后来又说朱是两个人，还是两，朱是男的，是女的。但那时谁都知蒋介石，蒋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