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速度快得使我无法听明白他们交谈的全部内容。好象全都和那位可怜的生病的哈密尔顿先生有关：斯托克医生很想溜进去看一眼熟睡中的哈密尔顿先生，但那服务生很担心自己因此而失职。事实上，斯托克先生很想拿到并保留一把那个套房的钥匙，好随时密切观察他的病人的病情，以防出现不测…

我一边从我的皮箱里往外拿东西，一边意识到，这场彬彬有礼的小争执正在逐渐演变成一场贿赂。最后，大卫用十分亲切、体贴的语气说，他很理解对方的难处，所以愿意自己掏钱在船一靠岸后就请好心的对方好好吃一顿。假如事情真办糟了，哈密尔顿先生受到了打扰，也由他大卫承担全部责任。他就说钥匙是他从小厨房里拿的，与那服务生毫无关系。看来这场“战争”打赢了。大卫确实发挥了他催眠术一般的劝说能力。当然，池彬彬有礼但十分肯定地说的关于哈密尔顿先生病得很重的话，关于斯托克医生是由他家里专门派来照顾他的话，以及他无论如何也要检查一下病人皮肤的话，全是胡谄。是的，是皮肤。无疑，那服务生以为对方指的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病。最后他坦白说，别的服务生全都吃午饭去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信号灯甲板上。好吧，如果斯托克医生坚持己见，并有绝对把握，那我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我的老伙伴，由我来负责吧。诺，拿着这个——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上岸后咱们去一家好餐厅吃顿晚饭。别，别，你别客气。把这事交给我好了。”

几分钟后，这条明亮的狭长走廊就无人看管了。大卫胜利地微笑了一下，召唤我出来跟他一块儿走。他举起打开维多利亚女王套房的钥匙让我看。我俩穿过走廊，他把钥匙插进那个套房的锁孔。里面好大，分成高低两间，中间由四、五级铺着地毯的台阶连接。床摆在较低的屋里，上面相当凌乱，几个枕头塞在被单里，看起来好象里面有一个人正在蒙头大睡。较高的那个屋里有客厅和通向阳台的两扇玻璃门。上面挂着拉开的厚窗帘，几乎把阳光完全挡住。我们溜进这个套房，拧亮头顶上的灯，再把门关上。几个枕头堆在床上，完全能给任何从走廊向里窥视的人造成有人睡觉的错觉。但走近一看就真相大白，简直不算作手脚，只是个乱糟糟的床铺。那么，这个恶魔在哪儿呢？那个箱子在哪儿呢？

“啊，在那儿，”我小声说。”在床那头。”我刚才把它错当成一张桌子，因为它上面铺了一块大饰布，从头铺到脚。现在我才看清它是个又大又黑的金属贮藏箱，边上镶着黄铜，很亮，大得足够盛得下一个曲膝侧卧的男人。一块厚厚的装饰布幔用一点胶正好黏在箱盖上。在上个世纪，我自己也经常使用这一招睡觉。

其它东西都很整洁，只有衣柜里塞满高级服装。我迅速搜查了一下梳妆台的抽屉，没发现里头有任何重要文件。显然这家伙随身携带要求的几份证件，而他本人现在就藏在那个大柜子里。我们也没有找出任何金银首饰，但发现一迭贴着邮票的信封，是这家伙用来脱手偷来的财宝的，又厚又大。

“有五个信箱号码。”我边检查这些信封边说。大卫把这些号码全都记在他的皮革面小笔记本里，然后把它塞回衣袋，并打量着这个大箱子。

我小声提醒他要当心。这魔鬼即使睡着了也能感觉到危险，先别碰那道锁。

大卫点点头。他轻声在箱子边跪下，并把耳朵凑近箱盖偷听，然后迅速抬起头来盯着它，脸上露出严厉而兴奋的表情。

“他就在里面。”他说！两眼仍盯着大箱子。

“你听见什么了？”

“他的心跳。你过来听听。是你的心脏在跳。”

“我想见到他，”我说。“你站到一边去，别挡路。”

“你别蛮干。”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