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堂之上，群臣喜空发议论，涉边事。萨尔浒和松山这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有朝廷战的因素在内，明末党争激烈，皇帝崇祯多疑且急躁武断，对于军事决策的不良影响特别大。此为不利之二。

明代遵循文人领军制度，凡级军事长官，诸如巡抚、总督、经略、督师之类职位，全是由士的文官担任，多是挂兵官职兼都察院官职负责军务，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从不常设，完成任务则回京。

于是袁崇焕以监军的份来到辽东，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监军，没有几个有息的，袁崇焕作风截然相反。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写：“古未有jiān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还是很有理的。明末形势，皇帝无能、官僚**，这些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可怕，评论袁崇焕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状况，文天祥说过“时穷节乃现”，明末那**的官场，能持个廉洁的官员都不容易哩。

袁崇焕“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城”，的确胆大过人，然转念一想，他这个监军，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好评，却实在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但由此可见其人格，在明末官场上相当难得见到的这独特个，既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悲剧结局之命运。

“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城，将士莫不壮其胆。”

明史曰：崇焕尝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

王化贞广宁兵溃后，袁崇焕也没通知自己所在的门“即单骑阅关内外”，回来还说：“予我军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山海关当真靠袁一人可以守住吗？细细想来，这句话就像几年后袁崇焕对崇祯承诺的“五年平辽”一样，只是妄言，当不得真。可是在那时满朝官员都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豪气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赞许。因为明末的风气是一变态类的好战，其实大家都清楚，明末大分官员都是骨，但都是好战派，很难理解么？其实不难，这就是人。

明末时候，士兵军心涣散、军官贪污成，队战斗力低下，这是全国都存在的现象。就辽东明军，边兵还算颇有战斗力，但补给不足，缺饷事件时常发生。此为不利之一。

不能说此问题永远无法讨论，毕竟时代在发展，学问也在长，许多明末问题专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结论，而明代之经济史、制度史等等也有了整理。可以说，我们今天对袁崇焕行历史评价，比之前人有更多优势，只要抱开放之心态，接受意见，勇于修正自己的观，定可得较为可信的结论。

袁崇焕当知县的时候，就“以边才自许云”，袁崇焕大概也是自诩多了，竟然受到御史的推荐兵。袁崇焕好言兵，也像我们好历史一样，都是业余的。自古至今，历史上好言兵的文人，如赵括般无用的，那是百倍于如王明那样成为名将的。

不久，经略王在晋和袁崇焕为了是镇守山海关还是镇守宁远而起争执，一直闹到了天启皇帝那里，幸亏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辽东视察，认同了袁崇焕的主张，并自请督师，罢黜了王在晋。

明末整个官僚系风气非常**，主要是党争之风尤烈，朝廷官员分成了两派互相倾辄，不论是非，只立场。官员们好夸夸其谈，喜唱调，万历皇帝脆不理政务，天启皇帝只信任魏忠贤，崇祯皇帝则走灯一般不停的换内阁首辅，国家战略如同儿戏，朝政一塌糊涂。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成士，能考中士当是明代读书人中类萃的人，称其为八文专家应该不为过。我们评价历史袁崇焕，总是不由自主的将其当成职业军人，却是求古人了。

袁崇焕勤勤恳恳，为宁远城的修筑立下了汗功劳。在孙承宗主持辽东期间，袁崇焕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也有些许透来的事件反映了袁的格。

从袁崇焕辽东经略来看，他未必有多少军事天才，但其人不循规蹈矩、格倔、自负、胆大，甚至逞能、独断、又言无忌，倒是不虚。

有明一代，由于是非职业军人担任级军事长官，又从来没有长期担任，所以素质普遍低下。明末几位尚称能战的级将领，如熊廷弼、孙承宗、孙传、洪承畴、卢象升，也都犯有过重大失误。事实上，即使是职业军人的将军，在明末那般资源匮乏、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战而胜之，何况完全缺乏军事素养的文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