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勒斯坦会干些什么呢？她会落在一个难民营里，那儿并不比德国的难民营好多少。她母亲有病，那儿的气候会使她送命。我倒不是想把自己说成圣人。我们到这儿以后不久，我就跟另一个女人勾搭上了。她希望我和玛莎离婚。她是个美国人，一位亿万富翁的未亡人，她准备让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工作，这样我就不必靠大学了。但是，不知怎么，我并不想离婚。任何事物都得等到成熟，即便是癌也是如此。是的，我不再相信玛莎了，事实是，我们到这儿不久，她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但是，没有信任的爱情似乎是可能的。我有一次偶然碰到一个老同学，他公开告诉我，他老婆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我问他怎么受得了，他简单地回答我说：‘人能战胜妒忌。’人能战胜一切，除了死亡。

“再来杯咖啡怎么样？不要？是啊，人能战胜一切。我不太清楚她是怎么遇上你的，这个我也不在乎。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责怪你。你从未发誓说要忠于我，况且，在这个世界上，能捞到什么，我们就捞。我捞你的，你捞我的。在这儿美国，在你之前，玛莎还有一个男的，这事儿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我碰见过那个男的，他对我也毫不隐瞒。她只是在遇到你之后才提出要跟我离婚；可是，她既然毁了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对她并没有什么义务。按世俗的手续离婚，她很容易办到，因为我们已分居多时。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和她按犹太教规定离婚，就是最伟大的拉比也不能。我到现在生活还不安定，这都是她的过错。我们的婚姻破裂后，我想重新搞我的专业，可是我心神不定，无法集中心思进行严肃的工作。我开始怨恨她，尽管我生来不会怨恨人。我是作为一个朋友和你坐在这儿的，我只是希望你顺利。我的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如果不是你，那就会是别的人。如果我真像玛莎说的那么坏，她母亲怎么会在犹太新年时送给我一张亲笔签名的贺年片呢？

“现在我要说正题了。几个星期前，玛莎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跟她见见面。‘出了什么事？’我问她。她哼哼哈哈支吾着，最后我告诉她到我的住所来。她穿着盛装来了，按他们的说法是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听说过你了，不过她把整个事情从头讲给我听，好像这事儿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讲得详详细细。她爱上了你，她怀孕了。她想生个孩子。为了她母亲，她想找一位拉比来主持结婚仪式。‘你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关心起你母亲来了？’我问她。我的心情很痛苦。她坐下，架着腿，像一个演员摆好了姿势要照相。我对她说：‘你跟我在一起时，你的行为像是个妓女，现在付代价吧。’她并没表示反对。‘我OJ还是夫妻，’她说。‘我想这事还是允许的。’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我干吗要这么做。也许是出于虚荣。后来我碰到兰珀特拉比，他把有关你的情况：你的学问和躲在草料棚里那几年的事，都告诉了我，于是一切我都明白了，痛苦地明白了。我明白她就像使我落入网中那样使你落入了她的网中。她怎么对知识分子这么有吸引力？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虽然她显然和粗人也混在一起。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我在决定把情况告诉你以前，犹豫了很久。不过，我最终认为一定要提醒你。我希望，这孩子至少是你的。看起来她好像是真的爱你，但是和这种人在一起，人可能永远不明白。”

“我不会和她结婚的，”赫尔曼说。他说得很轻，里昂只得把手放在耳朵上做成杯状倾听。

“什么？瞧，有一件事我得说清楚。别告诉她咱OJ见过面。其实我该早些跟你碰头，可是你知道我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我做各种事情，使自己陷入各种麻烦之中。如果她知道我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你，我就有性命危险。”

“我不会告诉她的。”

“你知道你不一定要跟她结婚。她就是那种生私生子的女人。如果要同情谁的话，该同情的是你。你妻子——她死了吗？”

“是的，她死了。”

“你孩子也死了？”

“是的。”

“兰珀特拉比告诉我你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那儿没有电话，可是我记得在玛莎的小本儿上看到过你的电话号码。她有个习惯，喜欢在一些重要的电话号码四周画上圈圈和一些花或动物。在你的电话号码周围，她画了一个长满树和蛇的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