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打的。只要我活着，今后还要打这帮龟孙子！”监狱的“教父”马上警告我们：“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还是老老实实装哑巴更安全些！”这时候，沃洛佳-格尔舒尼又出来说话了，他是在大学一年级被抓来的，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和那个曾经指挥社会革命党人战斗团的格尔舒尼不仅是同姓，他还是那个人的亲侄子。“不许你叫我们反革命分子！”他像一只公鸡似的伸着脖子朝着监狱的“教父’”喊道“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是革命者！只不过是要革苏维埃政权的命！”

啊，多有意思！总算活到了这么一天！而那个“教父”却只是把脸一沉，蹙蹙眉头，也就把话咽下去了！没有把谁再关进禁闭室。看守们、军官们也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原来在监狱里也可以这样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顶撞他们？大声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该挨打！我们曾经哭过鼻子，所以人们就打我们。

我们将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话般的劳改营去，那里的人都像纳粹分子一样佩带着号码。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总可以摆脱这些普通刑事犯的纠缠了。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始那样生活了吧？沃洛佳-格尔舒尼是个圆脸尖下颌的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珠，苍白的面孔上总是闪耀着希望。他说：“等咱们到了特种劳改营，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到底该‘跟着谁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认为，到了那里就会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听到他们的辩论，了解各种纲领，各种地下活动。“跟着谁走”？好像我们真有这种选择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发共和国逮捕令的人们和编组押解犯名单的人们事先还没有替我们决定命运似的！

我们住的牢房是旧马棚改建的。棚子很长，原先放两排牲口槽的地方现在摆了两排双层板床，过道中间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圆木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屋顶勉强不会塌下来，两边墙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马棚窗子，只是为了从外面往里扔干草时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现在这些窗口也都戴上“笼口’‘（安在窗外遮挡视线的罩斗）了。这间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庄稼汉。这是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参加集体农庄的，或被怀疑为不愿参加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此外，还有不少西部乌克兰人，即所谓的“奥乌恩”分子和那些胆敢收留奥乌恩分子在

家里过夜或给他们吃过一顿饭的人。再就是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

共和国抓来的人了，他们中间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

次被捕的所谓“二进狱者”当然，还有几个外国人。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从派工员口里

听说，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是命运把我

们牵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特别使我难过的是那些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虽然

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

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

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

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

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

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

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

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

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