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河的河湾，甚至可以看见河对岸很远的地方。

岗楼上的哨兵刚刚把留下了“牢饭”的空篮子退还给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孩接过篮子，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正站在窗口向她挥手致意，但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铺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岗楼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放下篮子，举起双手使劲朝我们不住地挥动，边挥手边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点点的动作，向我们表示：“写吧，写小纸条吧！”又在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表示：“扔下来，扔给我！”然后又向市区那边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们转交！”然后她又把两手张开，好像在说；“还有什么事？还能帮你们作点什么？朋友们？”

她做这一切时是那么诚恳、直爽，丝毫不像我们那些备受欺凌虐待的狱外的自由人们，不像那些被弄得昏头昏脑的公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时刻到了吗？或者只是在哈萨克斯坦如此？须知，这里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人是流放来的呀！…

可爱的无畏的小女孩啊！难为你那么快就学会、就正确地掌握了监狱生活这门科学！世界上仍旧存在像你这样的人，这本身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我这眼角里是不是夺眶欲出的喜悦的泪水？）…请你，无名的女孩子，接受我们的敬礼吧！啊，要是全国人民都像这样该有多好！那就谁也不敢来关押他们了！那些可诅咒的爪牙就会统统完蛋！

当然，在我们的棉背心里还藏着几节铅笔蕊断头。也有几小块纸片。可以从墙上抠下一小块灰泥来，用细线把小条子缠上，扔到她的眼前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巴夫洛达市确实没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帮忙的。所以我们只是向她鞠躬道谢，挥手致意而已。

我们被带进了沙漠地带。甚至那质朴僻静的小市巴夫洛达后来想起来都像一个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现在，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押解队把我们接收了。（不过，幸而还不是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分部。我们一路上都在祷告命运之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弄到铜矿去。）来了几辆大卡车接我们，车帮加高了很多，车身前部装着铁栅栏以保护那些冲锋枪手并把我们像野兽一样隔开来。我们被紧紧地塞到车里，蜷着腿坐下，脸朝车后。我们就这样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摇晃了八个小时。冲锋枪手坐在驾驶室的顶篷上，枪口一直对准我们的后背。

那些少尉们、上士们则坐在驾驶室里。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里坐的是一个军官的妻子和她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每当汽车停下来休息时，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采集野花，大声和妈妈说话。对于冲锋枪、军犬、从车里露出头来的丑陋的囚犯们，她都毫不在意。我们这个可怕的世界并没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逊色，她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投过来哪怕是好奇的一瞥…这时，我想起了札哥尔斯克特种监狱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个小孩最喜欢的游戏是：叫两个邻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后（有时还把他们的手绑起来）在路上走，他自己则拿着根子走在旁边押解他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过什么生活，孩子们就玩什么游戏…

我们渡过了额尔齐斯河。汽车经过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驶在平坦的沙漠上，黄昏时停下来休息。这时，飞驶的车轮带起的浅灰色旋风也随着平息下来，我们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们满身尘土，面向走过来的方向（绝对不许回头看前进的方向），沉默着（绝不许讲话），心里想着那个未来的特种劳改营，它的名称人像是俄罗斯人起的。换乘“斯托雷平囚车”时，车顶上吊看我们的“卷宗”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同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是个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本来嘛，他是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但对我还算另眼看待，因为我曾经是苏军军官，而且没有当过德国俘虏。他帮我想起了在大学学过、但早已忘记的东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线，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从九十度中减去太阳处于中天时的高度，就能得出我们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数。尽管求不出经度来，但能知道纬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我们的汽车不停地往前开。天黑了。根据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们才明确地知道：我们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后面汽车车灯的光柱里，一缕缕灰尘在飞舞。其实，道路上空尘土飞扬，只不过在灯光下才看得见。我这时有一种奇特的幻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漆黑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只有这些尘土的微粒在发光，在飞旋，在画出未来的不祥图景。

我们是被押往哪个天涯海角啊？去哪个洞穴啊？我们注定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我们的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