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liu放

连血骨都思念故乡。

（俄罗斯谚语）

第一章自由初期的liu放

人类在发明监狱之前想必已经发明了liu放。古时把某人逐出bu族也就是liu放吧。人一旦脱离他久已习惯的环境和地点有多么不易生存，这一点看来很早就为人们所理解了。尽guan此chu1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绿洲，你也总会觉得一切都不对tou，都格格不入，难于安居，都像是临时应付，并非久远之计。

俄罗斯帝国在实行liu放方面也并没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国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liu放这一条。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早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什么《法律大全》时，就已经实行了：liu放过失chong的卡尔戈波尔人，乌格利奇人，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见证人们。这时期辽阔的西伯利亚已经属于俄国，不愁没有供liu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liu放犯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执政时已开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liu放。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女皇废除了死刑，把它改为终shenliu放到西伯利亚。但是，这里却有人偷天换日，把liu放看作不仅是强迫迁移到边远地区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强迫劳动，这已经不能算是liu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亚历山大颁布关于liu放的法令，使这一偷换固定下来。因此，十九世纪的liu放犯数字中显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内的。十九世纪初每年liu放人数约在二千至六千之间。从一八二0年起对liu狼者（我国叫作“寄生虫”）也实行liu放，因而数字有时高达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选中了和大陆分开的荒凉的萨哈林（库页）岛，把这个岛也划归liu放地区，liu放的可能xing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判chu1liu刑的人数总共为五十万，十九世纪末期共有liu刑犯三十万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关于liu刑的法规又翻出了新花样。出现了一些较轻的形式：“驱逐到两省以外”以至“驱逐出境”（当时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无情的惩罚。）另外，还实行过所谓“行政liu放”作为司法liu放的一zhong方便的补充措施。但是，那时liu放的期限是明确规定的，甚至所谓“终shen”liu放实际上也不是终shen的。契诃夫在《萨哈林》一书中说，经过十年的liu放生活之后（如果liu刑犯“行为端正”——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标准，而据契诃夫证实，当时对这一标准的掌握是相当宽大的——的话，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liu刑犯就可以转入农民状态，他就可以作为农民而迁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liu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个人mo肩。这个特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而我们现在却反倒觉得奇怪了。那时候不论gen据司法判决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判chu1的liu刑都仅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绝不适用于该人所属的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

随着岁月的推移，liu放条件及其严酷程度也不断变化，一代一代的liu刑犯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明材料各不相同。liu刑犯们在押解途中的chu1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从雅库博维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书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时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费-柯恩还补充说，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对刑事犯的态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时间西伯利亚居民对liu刑犯是怀有敌意的：把最贫瘠的土地和费力多、挣钱少的工作留给他们，农民们不让女儿嫁给他们。liu刑犯带着耻辱的烙印生活无着、饥寒jiao迫，因而便集众结伙，打家劫舍，这自然更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但是，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无关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加。柯恩的书里说，亚库特人当时很欢迎政治犯，对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帮助自己在当局面前维护权益的法律顾问。chu1于liu放状态的政治犯至少还有工作和治学的条件，所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些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从liu放后才开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学家、人zhong志学家、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没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没有给我们描写他们的生活，但是像liu放到伊尔库茨克的费-柯思这样的人后来就曾在进步报纸《东方评论》编辑bu工作，而在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ma克思主义者（克拉辛）。伊尔库茨克不是西伯利亚的普通城市，它是省会。按照有关liu刑犯的指令，是gen本不准政治犯到这里来的。可是，他们却在这里的银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学校教书，出席豪门的家ting招待会，同当地知名人士jiao往。而在鄂木斯克，liu刑犯们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书刊检查官都不会通过的文章发表在该市出版的杂志《草原地带》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报纸寄给兹拉托ma斯特矿场的罢工工人们。西伯利亚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