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压迫工具的清单上，或许该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当革命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当它还刚刚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它就懂得没有流放不行了！也许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俄国是没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强制迁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欢的人迁移出去。我们来听听一位后来成为元帅的人民英雄在谈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况时所说的实话吧：“已作出决定，要大批地迁移土匪（应读作“游击队”——作者注）户。建立了一些庞大的集中营，在迁移之前先把这些家庭关进去。”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个地方，路上就要警卫，并且要给他们饭吃，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使他们分开住，又要警卫。比较起来，就地枪决方便得多。就是因为这点方便，才没有把系统的流放制自始至终贯彻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过，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成立了常设机构“迁移事务委员会”专门从事迁移“社会危险分子，反苏维埃党派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迁移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关机关就已经在逐渐地、有步骤地执行关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没有恢复对刑事犯的流放。因为这时已经发明了劳动改造营，可以收容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续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方便了：这时已经没有反对派的报纸，无人再发表流放的消息。不声不响地就能把事办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亲好友的眼里，目前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就地枪决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诗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笼络欺骗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乡来，即或有人设法回来，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们一旦陷进去，就只好在这群岛上绕圈子，这圈子最后折断时，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们没有立即看清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懂得，只是因为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无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灭，所以才把这些注定遭殃的人们暂时不从生活中勾销，而只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还因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驿站和道路这时还没有损坏，还能使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那些流放地点也丝毫没有变化，当地人也不会对流放感到惊奇。（不过，考虑国家大事的人们并未就此止步，某个人还会用手指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地图上一划，指向一点，于是，刚刚并入共和国联盟的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便将其辽阔土地提供给流放用了。何况在西伯利亚也还有许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