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时，特里丰也上了名单。（全村规定要划十五户富农，总得凑够这个数呀！）夸大了他的铁匠坊收入，要他交一大笔税。他未能按时交出，于是：收拾东西走人吧，你这个可恶的富农！

是的，在满街的木头房子中间如果你家的房是砖房，或者在一排平房中间你家是两层楼，你当然就是富农。你这个坏蛋，赶紧收拾东西，六十分钟以内滚蛋2俄国农村里不应该有砖房！不应该有两层楼房！应该回到洞穴里去！做饭生火不应该有烟囱！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改造宏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主要秘密并不在这里。有的人生活得比这还好，但由于及时加入了集体农庄。也仍！日留在自己家里，没有被流放。而那些硬是不写加入集体农庄申请书的贫农倒是被流放了。

很重要，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剥夺什么富农，而是要把农民强行赶进集体农庄。除非把农民吓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给予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不可能再把这些人作为农奴束缚在这块土地上。

农村的粮食已经被搜光过好多次，凶恶的武装积极分子们这时又来了。在院子里用刺刀扎地面，在屋子里用榔头敲墙。有时候拆开墙——里面有麦子流出来。他们用刀切开枕头；这更多是为了吓唬人。房主的小丫头在就要被人抢走的口袋上扎个洞，让它漏出一点小麦，——“贼丫头！”——女积极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开，把女孩衣襟里的麦子洒掉。也不许她一粒一粒地拣起来。

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是一次针对农民的战争。这确实是“伟大的转折”但却没有说清是转折了什么？是转折了俄罗斯的脊椎骨！

不，我们这样对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不够公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确实描写过剥夺富农的行动。只不过把它描写得十分平稳顺利，而且对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围猎一群吃人的豺狼。“不过，有些情景是没有描写的，比如，长长的农村街道，路旁的门窗全都打死了，你从街上走过去，便可以看见：母亲把婴儿放在腿上，母子双双死在门前台阶上；或者在板墙根下蹲着一个老头，伸着手向你讨一块面包，你走过去了。而当你返回来的时候，他却已经倒毙在那里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村苏维埃主席带着一个女教员（作为搜查见证人）走进一家农舍，农舍里的板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妇。（这个老头儿原先开茶馆，那还用说，不是恶霸是什么？谁会走在半路上想喝热茶！）村苏维埃主席举着那干式手枪叫喊：“快给我下来！你这只唐波夫狼！”老太婆吓得哭起来，主席为了增加点恐怖气氛，朝天棚放了一枪（那响声在农家小屋里听起来是震耳欲聋的）。两个老人被赶走，全死在路上了。

当然更看不到他们描写下面这种剥夺富农的手段了：在顿河的哥萨克村里，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开会”会场早已用机关枪包围起来了。把“开会”的人全部抓起来，强制押到别处去！押走男人后再迁移那些妇女就一点也不费事了。

描写给我们看的，甚至拍成电影给我们看的，是剥皮鬼们隐藏起来的整围整仓的粮食。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是怎样强迫哭合着的妇女丢下了她辛苦积攒下的一点点东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锅碗瓢勺。（如果你家里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话，后来他就能够争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复”中农成份。可是，当他再回到农村时，却已无法找到他那“中农”的家当了：早已被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的老婆们抄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