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当年那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并没有死，他这时正蹲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营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风湿病（或是别的什么骨科疾病）损害了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当时牢房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个瑞典囚犯。那个瑞典难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苏联监狱里很少有瑞典人。记得我住的牢房里也住过“个瑞典人，叫阿尔维德…

“是阿尔维德-安德逊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立即高兴地问道。（他的讲话和动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来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这个阿尔维德！啊，人生的路多么狭窄，多么狭窄啊！这又引起了我们对群岛的回忆。三年前阿尔维德原来是从那里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去的。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亿万富翁的父亲似乎并没有出面保护这位可爱的先生。

这时候我们开始单个地被传到州警备司令部去问话（它就设在州国家保安部机关的院子里）。那里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许多尉官，他们管理着整个江布尔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当然不会亲自问我们话，少校也只是像浏览报纸标题似的看看我们的面孔。给我们办手续的是些尉官，他们都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劳改营的经验一再提醒我：留神！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要决定你的命运！机不可失！应该要求、坚持、抗议！要聚精会神地应付，要随机应变。快点把理由想好，说明你为什么应该留在州中心或者应该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由于在劳改营医务所动的手术不彻底，这时我的肿瘤已经转移一年多了。）

不，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已经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种最高雅的、清静悠闲的心情降临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乐于处于这种状态。我高兴的不是有机会运用在劳改营学到的取巧经验，我现在不屑于想出一个摇尾乞怜的借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的。你处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灾祸，而在最坏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头上来。而且我这时正在关心地询问老工程师瓦西里耶夫的经历，根本没有来得及打听哪个州哪个区最好，哪里不好。

弗-亚-瓦西里耶夫的档案里大概有句什么起保护作用的批示，所以军官们允许他自己步行到市内去，亲自到州水利建设局询问一下可否在那里找到工作。而对我们这些人，则一概指定必须去科克切列克区。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带的一角，接近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别特巴克达尔沙漠的边缘。哼，去找你的葡萄园吧！…

军官们把每个人的姓名规规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纸张印制的表格，填上日期，递到我们面前——签字吧！

我不是在什么地方遇到过类似的场面吗？对，那是向我宣布特别庭判决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务就是拿起钢笔签个名字。差别只是：那时候的纸张是莫斯科生产的很光滑的纸。钢笔和墨水则同样都很糟糕。

那么“今天”对我“宣布”的又是什么呢？是宣布：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远地流放到某某地区，置于国家保安部的地区部门的公开监督之下；如果擅自离开本区范围，则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交付审判，可判处二十年苦役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