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匠的大锤忽地挖起，

把我脆弱的命运砸成烂泥。

要我签名，我只好挥笔：

接受国家保安部公开监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尔卑斯山、玄武岩、银河系。

有多少星辰闪烁，向人间示意。

我岂敢同它们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当一名永久的流回，我已满意。

可你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从城里回来了。我把这几行歪诗读给他听。我们两人都笑起来，像孩子，像囚犯，像无罪的人们一样笑起来了。弗-亚-瓦西里耶夫的笑声清脆爽朗，很像斯特拉霍维奇的笑声，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很相像：两人都深深进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体的痛苦便再也无法破坏他们的内心平衡。

其实，目前瓦西里耶夫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原来他不是流放到这里的，当然，是“弄错了”只有伏龙艺市的机关才有权派他到原来工作过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处只负责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处处长，一个稍有点文化但却十分自傲的哈萨克人，赏赐给这位楚伊引水工程创始人的荣誉是：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稍候，等处长向区委电话请示之后方才同意接受这位创始人为“见习水利技术员”就像安排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安排到伏龙芝市去吗？不行！那是另一个共和国。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但是，这位白发老人总还是感到了几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学家了解他，也许将来还会把他调到别处去。他也在表格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离开，甘愿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岁！我帮他把东西拿到大门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超过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个善良的人家设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说，有可能的话，就把老伴从莫斯科接到这里来。孩子们？…孩子们不会来的，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别的亲属吗？有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兄弟的命运是十分不佳的：他是个历史学家，可却没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竟离开了祖国。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拜占庭史。我们又笑起来了，我们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遗憾。我们拥抱告别了。就这样，我眼前又闪过去一个杰出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