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都会在天主经中加进某些祷告，低头在黑暗中深深的鞠躬。诵经过后接下来是对圣母的连祷，这些看不见的祷告者用德语单调地念着：Lesorapronobis在我耳旁响起，就像重复着“希望、希望、希望！”这个词。我们混杂着走出教堂；我带着希望去睡觉，很久以来我没有将希望紧揽怀中，但它一点也没有老，尽管它有不忠，但人们总是热爱它。

按照塔西特的说法，日耳曼人相信晚上比白天更古老，对于他们来说，是黑夜带来了白昼。但我相信黑夜是年轻的而白昼是永恒的。诗人们也对我们说过，睡眠是死亡的兄弟：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衰老是死亡最近的亲戚。

一八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早晨，老天爷给我在痛苦中带来了一些甜蜜：巴蒂斯特告诉我，当地有一位要人，是啤酒酿造商，他有三个女儿，在他的小壶之间摆放着我的作品。当我出去时，这位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看着我经过：第三位小姐在干嘛？以前，我收到过从秘鲁寄来的一位夫人的亲笔信，他是太阳的表妹，很欣赏阿塔拉，但在沃尔德门澄为阿塞拜契的狼胡子所知晓，这是一件天大的荣幸事，在巴伐利亚，在距奥地利一古里之处，确实发生过人们轻视我的事情。这次波希米亚的远行，要是仅仅按照我自己的意愿，那会怎样呢(但在波希米亚我为自己会作些什么呢)？在边境受阻，我就会回转巴黎。有一个人精心策划了他的北京之行，他的一位朋友在巴黎的“王室大桥”上看到了他：“怎么，我认为您到中国去了？”“我回来了，那些中国人在当地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我把他们丢在那儿了。”

在巴蒂斯特给我讲述我的成就时，一阵出葬的钟声将我吸引到窗户前。神甫走在十字架前，一些男人和女人拥来，男人们身着大衣，女人们穿着裙子和戴着黑色修女帽。尸体从我旁边第三家抬走，送至公墓：半小时后，送葬的人们回来了，只是少了被葬者。两个年轻女人用手帕捂着眼睛，其中一个在哭喊，她们在哭她们的爸爸，死者就是我到达那天接受临终祝福的那个人。

当我自己已不在人世时，如果我的《回忆录》能流传到沃尔德门澄，今天举哀的这家人将在《回忆录》中找到已逝去的伤心日子。深卧床中，垂死者也许听到了我马车的声音，这也是他在世唯一能听到的我的声音。

人群散去，我走上了殡葬人群走向的往东的寒冷的路。我首先看到一个死水养鱼池，一条小溪在它的旁边急速的流着，如同坟墓旁的生命。小丘背面的十字架标明这是一个坟墓。我爬上一条凹陷的路，通过一堵墙的缺口，进入神圣的场所。

一些土堆代表着地上的一些尸体，到处都竖着一些十字架：它们为旅行的人标出了进入新世界的出路，就好像一条河流出海口处的航标为船只指明开放的航道。一个可怜的老人在为一个孩子掘着坟墓，独自一人，流着汗，光着头，他没有唱，也没有像哈姆雷特的小丑一样寻开心，更远处是另一个墓穴，在它的旁边可以看到一条矮凳，十根杆子和一根绳子，一直通往永恒。

我走近这个墓穴，它似乎对我说：“这是一个好机会！”一具盖着几铲灰尘的棺材卧在坑底，在等着余下的尘土。一块白布铺在草地上：死者很关心他们的裹尸布。

远离基督的国度，基督徒总有办法迅速的赶到这里，这便是围绕着教堂参观人类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坟墓是家园，宗教是共同的祖国。

我返回时已是中午，据各种推算，信使不可能在三点前回来，但每一次马蹄声都让我跑到窗前：随着时间的临近，我相信许可证不会来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要来了我花费的记账单，我估算我吃过的鸡肉，比我更伟大的人也没有鄙视这种细心。最负盛名的亨利·蒂多尔，把混杂在一起的白玫瑰与红玫瑰清开来，就像我把白色花结与三色花结连在一起一样。我看过亨利七世一张张地签署账单：“三只苹果，给一个女人十二个苏，发现了三只兔子，给六个先令八个苏，给贝尔纳教师，盲人诗人一百先令(这比荷马要强)；给小矮人，在沙弗特斯伯格，二十先令。”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小人，但他们所值都超出了二十先令。

三点钟，是信使该回来的时候了，我和亚森特来到阿塞拜契大路上。刮着风，天上飘着一些云，它们掠过太阳，将阴影投向田野和枞林。村子中的一群牲畜走在我的前面，行进中，它们扬起了曾经英勇地被英国骑士击败的契罗西大公军队扬起过的高高的尘土。一个耶稣十字架耸立在道路登高处的顶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车行道。坐在一条沟谷中，我问亚森特：“安娜修女，你没有看到什么过来吗？”远远地看到村子里的几辆小车让我们心跳；近前，才发现这些小车是空的，如同载着幻想。我只得回到住所满腹忧愁的吃晚饭。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驿车会在六时经过，它不会带来总督的回信吗？六点响过，没有驿车的影子。六点一刻，巴蒂斯特走进我房间：“布拉格的平信刚到，没有先生的任何东西。”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舒特克伯爵的信——农女——从沃尔德门澄出发——奥地利海关——进入波希米亚——松林——与月亮对话——比尔森——北方大道——布拉格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