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南bu来的女孩

…寒风细雨中，想到这一代知识青年的使命，一gu孤独之感涌上心tou，久久不去。台南的伙伴们都好吗？我们一个个走上自己选择的路，希望最后大家都能碰tou，为真理而再度结合在一起。

——成功大学西格玛社通讯，1974年

我们是谁？

90年代的台湾人，在挣脱zhi民和半zhi民的zhongzhong束缚之后，开始认真地思索“我们是谁”这个gen本问题。可是历史有那么多重的迷雾，政治有那么多层的陷阱，谁也把握不住所谓真相。幸好一个族群有他们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像一泓湖水，拨开水面上的落叶，就可以看见自己的脸孔。

两年前，台北的菁英们在《人间》副刊上谈台湾的70年代。杨泽说，那是“蓄chang发、穿牛仔ku、绿色美军外tao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tou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gun乐的年代”舒国治这个70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萧蔓到晴光市场买进口的Lee脾牛仔ku“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zuo的杂牌牛仔ku，得先杀了我。”她dai着耳机听美国摇gun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可是不对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说什么呀？

拨开共同记忆的芜枝杂叶，在涟漪微皱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见南北不同的记忆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中国大陆的红卫兵在街上打砸抄烧，高喊“红色恐怖万岁”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包围着机关大楼，准备把政府要员拖出来殴打。

1966年8月，十四岁的我从多山的苑里来到滨海的茄萣。不到两万人口的茄萣只有一条changchang的街，没有路灯。夏夜，人们卷起ku脚坐在屋前板凳上乘凉；没有车辆，笑声和语音清澈地响在街tou。我和兄弟们推着单车上街，骑骑走走。海风袭来，挟着nong1重的咸腥昧，空地上晾着干鱼和鲨鱼翅。

车lun在昏暗里撞上了一团ruanruan的东西，使我tiao下来。是一只fei大的黑mao母猪闲适地躺在路中心。几只猪仔倚在它怀里yun着nai，稍大的几只在一旁撞来撞去，晃着细细的尾ba。三三两两的土黄狗也在散步，时不时低吠几声。

害怕再撞上喂nai的猪，我们推着车走，到了海滩。渔船歇在沙滩上，渔网摊开来晾着。月亮自云后出来，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岁，我明天要参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试。

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类学者来到离茄萣不远的渔村鲲鯓，住进了民宅，开始作她chang达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她记录了我的生活环境。

居民以捕鱼为业，但大bu分家ting也经营各zhong副业。渔家捕鱼所得大约每月六百元新台币（四十元新台币等于一美元）。但渔民亦养猪或zhong植番薯，以补贴家用。年轻人多不愿继承父业，而宁可到台南工厂zuo工。蛤成熟时，大批妇女及儿童被雇用剥蛤壳。剥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资五mao钱。动作快的妇人一天可赚十元，对家计补贴极大。

——《鲲鯓》，NormaDia摸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学。邻居们说，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里闪着金牙的“阔嘴”的老婆说“何必让女孩子读书？再读将来也要嫁人，还不如到工厂zuo工，赚钱好买嫁妆。”阔嘴婶的女儿在台南纺织厂干活，每赚一笔钱就打一个黄金手镯；星期天在家的时候，她将手镯全budai上，一圈又一圈的，丁当作响。阔嘴婶自己则蹲在地上剥蛤，即使dai着橡pi手tao，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开始了通学生涯。天还蒙蒙未亮，已经背着沉沉的书包立在派出所对面等候台南客运。茄萣是起点站，所以往往还有坐位。一车子的中学生，也不知吃了早饭没有，都在埋tou看书。车里的灯昏暗不明，车shen震动不停，学生个个dai着近视眼镜。到了白沙，学生开始挤着站着，但是连站着的学生也在看书——一手jin抓着tou上的扶手，一手jin掐着书，多半是英文课本，在背生字。

车子经过二层行溪畔的湾里。溪岸上总有什么东西在闷烧，一卷一卷的黑烟白烟挟着刺鼻的辛味。不知dao是谁在烧，不知dao是烧什么，也不知dao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