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世纪末回顾70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

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干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