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梧榆，告诉他，那就是我。林梧榆扁扁嘴，不以为然。

于是我不再试图与他对话。我们在一起研究食谱，餐具，各式琐碎的玩意儿。我有一套经典的蓝白瓷，不，你千万别以为是普通的青花瓷，而是被称为"丹麦之花"的世界名瓷，是洛可可式的繁复风格，以钴蓝釉彩绘制的唐草图案，蓝花藤蔓纤细如发丝。我用它们盛放甜点，细巧的纯麦饼干。

"这是上好的骨瓷。"我说。林梧榆惊异得很，尤其在他了解了它们的价值以后。那是我在担任厨艺版记者时得到的礼物，可我没说。懒得说。

我们矫揉造作地喝下午茶，茶具自然也是有讲究的，没办法，我专注于此。我就是个玩物丧志的人，自小我最爱读的一册书是《清宫二年记》，我一遍一遍读着慈禧奢靡堕落的生活细节，满坑满谷的珠玩玉器，一餐一餐美酒盛馔的豪门午宴。毫无疑问，她压榨剥削成性，在理论上是该死的、万恶的，但那些精致的小玩意却着实让我浮想联翩。

林梧榆嚼着一片核桃面包，看得出来他并不习惯这种情致。我心不在焉地小口小口喝茶。茶是淡淡的。林梧榆猝不及防地说：

"我们结婚好不好？"我一楞，镇静地审视他。功能健全，无不良嗜好，譬如虐待狂或是同性恋什么的，这年头，上述条件已是上乘。我不能指望李嘉诚的公子驾着一部值当888万的宾利带我去海边兜风。

我看着林梧榆，他的脸、头发，他的身体，我想着他伏在我身上，温暖的、亲密的，在我的体内遗留下他的气息，类似于清涩的植物、或者是枯干的木片的气息。

"好不好？"他追问，他的嘴角有一点面包的碎屑。那是他一贯的风格。怎样，怎样，你觉得怎样。我笑起来，并且敷衍地回答他，"看看再说吧。"他生了气，孩子似的赌气起身离开我，站到窗前，背对着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吃东西。我有点急，那日我买了过多的面包，是保质期的最后一天，很名贵的一种牌子，暴殇天珍总是不好的，我有义务哄着他开心地吃下去。所以我说：

"好，我们结婚。"他果然有了好胃口，一气吃光盘中的点心。出卖了我是没关系的，至少我对得住这些美味的核桃面包。我一边喝茶，一边胡思乱想。我不会是一名良家妇女，那是必然的，也许将来会变作包法利夫人，嫁了个窝囊的、胸无大志的、一团鼻涕似的软塌塌爱着她的男人，不得不镇日偷情，无人的午后在家中等候情夫，像雕塑家那样精细地修剪指甲，戴上手镯、项链、戒指，在两只大蓝玻璃花瓶里插满玫瑰，就象妓女接待恩客一般。包法利夫人的婚姻悲情不断地在各类书籍中借尸还魂。我喜欢福楼拜，因为他多少有点幽默感。人的语言就像破铜烂铁，我们敲打出音调来，想感动星星，却只能使狗熊起舞。你看，他说得多棒。

我怔怔地微笑起来，林梧榆伸出手来，握住我。他的唇角糊着深褐色的茶叶。蓦然间，我想起维嘉的胡说八道。

维嘉说，婚姻大事，如同儿戏。

本报漏掉一条重要新闻，是关于两部油罐车相撞，附近的子弟兵英勇除爆的事情，各媒体均有体现，惟独本报缺席，帐算在头儿身上，部门的老编小记们属于连坐，以最惨痛的方式作为惩罚：扣晌银。头儿200个铜板，其他人50。不重。但头儿心情不好。

晚上头儿赖着不回家，我领这受伤的小孩去喝酒。当然不去咱们的水粉画华尔兹，他老婆在。事业受挫的男人最不愿见的人是自己的老婆。这是真理。看官，你得掏出笔来记下。

我选了濒临府南河的酒吧，很古朴，我知道那里有上好的花雕。我们散淡地喝了些，同仇敌忾地把咱的衣食父母——本报老总海骂一通。臭骂过后头儿痛快起来，你瞧，男人实在是很幼稚的动物。花雕的劲道浮上来，头儿两眼乱晃地回忆起写诗时的光辉岁月。

"2001，成都，秋夜，冰冷的雨，被温过的花雕像被爱过的女人，"头儿斜着眼睛吟咏，"真他妈的棒。"头儿无限惆怅，他说他已经有整整三年写不出任何一行哪怕是狗日的打油诗。很简单，他丧失了造诗的能力。

"你知道，那就像阳痿。"头儿向我举举杯，一口干下。说实话，我很同情他，虽然置身于一张充满各色言说的报纸，但他既不是冲锋陷阵的撰写人，又不够格全面地发号施令，不过夹在饼干中间，阴阳人似的。头儿是硕果仅存的典型浪漫派诗人，对属下仁义得很，老总因此而不太信任他，视他为汉奸。有一度老总频频召见我，意欲培养我横空出世，夺嫡而代之，头儿的位置岌岌可危。幸好我对管理者的身份欠缺激情，跟义气问题无关，真的，女人从来没有上演桃园三结义的历史义务，我们有权利赖皮、耍奸，并由男人手中抢走自己所属意的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