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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是踮脚儿不是瘸子(3/10)

己恢复青春,但使荒山焕发青春却是可能的。上山第二年,我看到自己亲手种的树苗成活、生长、吐绿,我觉得自己也在慢慢回到少女时代。其实贫瘠的土地,包括贫瘠的我们,不是供人伤怀落泪的;我们既然不可能在男人那里复生,就只能自己再生。我的第一个阶段满足了我对荒山的需要、创造的需要、心情的需要。这和别人建好别墅花园送我或我买下来不一样,它是我亲手在一无所有的荒山上创造出来的,它含有我的生命,这不一样。

记者:当然不一样!您创造了荒山,也创造自己。

简:我们女人都有孕育的冲动,当房子盖好、水源出现、山上有了绿,当那两棵百年前幸存下来的银杏拴上秋千,当你在上面注视荷塘月色(看来简女士读过朱自清的美文),当猫和狗对你依赖不舍、随你蹦跳,你觉得自己真的好像生出了一个“家”一个永恒的“家”(这里显然有记者编造,简女士不会说出这种煽情话。)

记者:呵呵,生出一个“家”你说得太好了。

简:常常你空谷足音,仰望山顶,猫狗随后,你觉得如此安全,再没人能伤害你,你再不需要别人,这就是你的家——永远的家。想想这里100年前的事,想想40年前的事,这里草木不生,泉水干涸,但是我复活了它们,它们睁开眼,朝我微笑,用有植物气味的风抚摸我,那种喜悦就像我们少年时代的恋人,让你觉得有无限的余生。(真是简女士说的?不过如果不是简女士说的,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作为一个踮脚儿或瘸子,如果我对生活仍有兴趣,那就没比侦窥职业更适合我的了。以前我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我辞职就是想过一种人群背后的生活,而私塾这种闭门不出的工作显然是消极的;侦窥刚好在两个方面都满足了我。我既养活了自己又在人群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我。我很快进入角色,同时自修了许多侦探教材,包括间谍教材。我对自己的训练相当严格,主要我也饶有兴趣。训练从观察人群开始。我到火车站、机场、广场、大型商场等各色人出没较多的场所,悉心观察人的身高、面相、发型、体态、习惯动作、服饰等等,然后分类观察分析。每次按工人、农民、军人、公务员、商人、摊贩、记者、文秘、教师、演职员、官员分类,方法是每组选取10人做“模特”将其身高、面相、发型、体态、衣着、与人讲话时的神态、习惯性动作一一记录下来。在不被注意时用针孔相机将这些“模特”的样子拍下来,回到寓所根据图像或照片对记录再作修改。当每类被记录的人都不少于10个,记录下来的“模特”总数达到数千人以上,我就开始制作表格进行归纳分析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多么有趣!我的兴趣与日俱增,简直着了迷。

我按照近20组类别,把各类人在与人交谈、走路、购物、休息时的神态分类制成表格,输入电脑,这样取得了对不同身份背景人员在不同场合下的外表、装扮、神态等规律性的认识。借这张表与观察记录过千人以上的神情举止的经验,我对各类人的认识有专业的把握。这是极专业的自我训练,没有这样的基础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侦探。

《福尔摩斯探案集》“黄面人”一案中,福氏通过对一位他不在家时来访客人遗忘在桌上的烟斗的鉴定,推断出该人的种种特点、嗜好和其他情况,过后经验证竟然惊人地准确。他鉴定后对华生说:除了表和鞋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示一个人的个性了。烟斗的主人是个身强力壮的人,惯用左手,一口好牙齿,粗心大意。我记得华生当时很不解,请福尔摩斯说出推理的根据。福尔摩斯说:那位不速之客有在煤油灯或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可以看出烟斗的一边已经烤焦了,如果用火柴就不会弄成这样子了;而烧焦的只是右侧,由此我推断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琥珀烟嘴已被咬破,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至于他是个盗贼,丢掉的那个用“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说明了问题。那烟斗最多值7先令6便士,显然已修补过两次,两次修补都用了银箍加固,银箍的价值要比烟斗本身高得多;此外从烟斗中磕出的烟丝来看,这是一种最昂贵的烟丝,8便士一英两,由此推断他的财产十分混乱,是个盗贼。

我供职的调查公司虽然并不认同我如此专业的训练(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但还是认可了我的专业素质。没多久我便由项目主管升任为副经理,收入成倍增加,但这仍不能阻止我在一年后创办了自己的私人调查机构。我如此出色,凭什么为别人打工呢?而且那些人的业务素质是如此的糟糕,我怎么能整天与他们为伍呢?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者叫事务所。工商登记时申报了十几个职员,大多是兼职或子虚乌有,实际办案人员只有我一个。当然,还少不了一个做接待和案头工作的女孩,那是个乡下女孩,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对她非常尊重。我愿成为这个行当最神秘的侦探,那时我在圈内已小有名声。我的“婚姻不忠”、“第三者插足”、“包二奶”调查特别受妇女欢迎,我也熟悉了许多受伤害的妇女。

我的生意如火如荼,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的专业素质真是响当当,提供的床上照片和影像资料显示出惊人的放荡与丑态,常常让委托调查的妇女昏厥,有的当时就扑到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有的甚至于愤怒地敞开自己。一般我是讲道德的,不会染指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除非万不得已、差不多等于是被强暴时。当然,我也有半推半就的时候,有些楚楚可怜的女人你真的无法拒绝,她们的小眼神儿看着我就像看着上帝,出于同情我也会将自己奉献出来。

1998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山城重庆召开的“首届私人侦探峰会”二十几个墨镜在一家神秘酒店汇聚一堂。我们被媒体大事炒作,媒体称我们“生活在别人身后的人”、“共和国婚姻卫士”、“二奶杀手”当然也有人说我们是苍蝇。叫什么无所谓,我觉得叫苍蝇挺恰当的。我并不认为生活就是烂疮或狗屎,但我们的确不高尚。



罗一戴着黑礼帽和大墨镜走进我的事务所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我刚刚起床,还在刷牙。

“佐罗先生,早晨好。”我见了太多类似的神秘应聘者,我通常喜欢拿他们开个小玩笑,然后打发他们走人。我尤其不喜欢佐罗一类的模仿者,这倒不是由于佐罗高大帅酷而我是个瘦小的踮脚儿,事实上我对现实生活中高大威猛者越来越有一种嘲弄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多数不如我这个瘦小抽象的踮脚儿,至少在智力上他们真是差太远了。罗一用大墨镜望着我,没有打伞,身上带着雨点,可以闻见她带来的秋雨阴冷的味道。罗一对于我的玩笑毫无反应,像没听见一样。我必须承认这是个无论智力还是体格都有力量的家伙。是的,不错,我一开始把罗一当成了一个类似施瓦辛格的家伙,甚至当她摘掉了墨镜我依然认为她是个男的,直到她慢慢摘下礼帽,露出齐刷刷的短发。

那时我刚刚重新装修了事务所,生意蒸蒸日上。换了低调考究的小铜牌,属于英派事务所风格。我添置了不少新设备,有些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如高倍镜头、针孔摄像、暗拍探头、微型窃听器。这些设备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渠道都可以弄到。一切重新启动,我需要一名助手。我见过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许多人打扮得怪模怪样,就像罗一那样。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侦探应该是什么样儿。真正的侦探并不像电影中招摇过市的样子,形象也绝不高大,事实上一个侦探应该是那种在人群中让人过目就忘的人,没有个人特征。生活中的侦探就像我这样子,说不上难看,很难描述,再普通不过。当然我的踮脚儿不包括在内,不过就算这点引起人注意也不会使人想到我可能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或者波罗。人们可能会同情地记住我是个踮脚儿,但不会记得我长得什么样儿,顶多也就是记住一个影子。我的助手当然也应该是这样。我想像中的助手是一个年轻、低调、平淡无奇的大学生,城市生活背景,喜欢克里斯蒂、西默农,至少希区柯克,如果还喜欢狄公、施公、包公那就更好,那样我会更多办一些古典主义风格或传统的通奸案。

应聘的人有一些是退役特种兵、民警、社区保安、体育健将、体工大队或武术学校的学员,我确实考虑过这些人,特别是退役警察或打算下海的警察,但最终放弃了。我不想与有任何官方背景的人发生关系,这当然使我的业务面很窄,而且缺少保护,但我坚持个人风格。我的工作不仅要赚钱,更主要的是还要安静,既介入又疏离。

“我做过侦探,抓获过我的丈夫。”

她居然有丈夫!她要真长得像佐罗也罢了,事实上她长得像高仓健——简直就是一个女高仓健。她的脸不平整,长,宽,并且有点绿(也有阴雨天植物玻璃反光的缘故),有喉结,神情庄严,以致有点吓人的神经质。我当时就想到她过去可能是运动员,而且显然服用过类固醇之类的兴奋剂,不然一个女的怎么跟男的似的,而且还这么绿。结果还真是。

她说她过去曾是链球运动健将,现在退役在体育总局工作,半年前辞去了工作。她一直暗中对付狡猾的丈夫,使用过各种手段,完全熟悉一个私人侦探的工作。

“就为抓你丈夫辞了职?”

“他很狡猾,我不能不辞职。”

“抓到什么了?”

“我丈夫,还有那个烂货。我一直跟踪他们,有半年时间,最后从阳台进去把他们赤条条按在床上。”

“没反抗?那时人是很急的。”我调侃道。

“没有,根本不可能,他和那婊子一丝不挂,已经非常疲惫。我提起他们,就像捆小鸡似的把他们捆起来。我早就侦察好了,有备而来。我用的是专业行军绳,这么粗(罗一夸张地比画),完全不可能逃脱。我把他们赤条条吊在两个对门的门框上,把他们用过的手纸塞在他们嘴里,塞得满满的。那可真是个荡妇,他们用了一地纸!我丈夫成了烂泥。我用护膝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在两个房门之间面对面看着,看了3天,我再回到那所郊区的别墅时他们像死狗似的。”

“死了?!”我认真地问。

“跟死了差不多!”

“你丈夫做什么的?”

“健身俱乐部。”

“老板?”

“没我他狗屁都不是!”“现在他踏实了?”

“不踏实也得行啊,我最痛恨狼心狗肺的男人。”

“据我所知人大体都这样,很少不花心的。”

“女人就不是,都是你们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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