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把她的粉往塞尔玛脸上搽,一边对她说,必须叫她莉莉姑妈。可是塞尔玛拿定主意,不用教名称呼她。她认为她并不需要永远和鲍凯家保持亲密的关系。她已经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更高形式的不安之中。
因此,她未置可否,回自己的房间,擦抹她的指甲去了。
塞尔玛从商业学校毕业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海运商行里当初级打字员。这并不是她理想的工作,但眼下也还凑合。很快就明显地看出,她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于是,一些特别费事的工作就交给她来做。结果招来别人的嫉恨,而那些人其实并不想做这些工作。但是她并没有被他们吓倒。这时,她剪短了头发。当她拿着一页刚打出来的蜡纸,从两行办公桌中间走过去的时候,或者手里拿着她的毛巾和肥皂从盥洗间出来的时候,她那直挺挺的脖颈是无懈可击的。
她有时候也确实想家,比如在那半小时的午饭时间,吃着凤尾鱼三明治的时候。对家乡的思念所引起的不安使她苦恼,但又无法避免她母亲的形象一直在心头出现。她确实应该得到女儿的爱怜,尽管她的衣服难看,做起事来总是笨手笨脚,不是碰翻桶就是打碎罐,要嘛切白菜时割破自己的手,而且一张脸经常傻呵呵地追寻着那些稍纵即逝的念头。塞尔玛觉得自己不能从这当中解脱出来,尽管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塞尔玛·帕克经常因为对母亲那种羞涩的令人烦躁不安的爱而变得浑身燥热。父亲是个男人,除了经济上的事情,别的用不着多考虑。父亲那张脸显示出,他完全沉湎于某种遐想,而且在那思想交锋中,他被击败了。因此,就可以对他轻视。此外,他也不明白父亲需要什么。对于那些她所不了解的东西,她既轻蔑又害怕。后来,她想起父亲皱巴巴的脖颈,便又被父女之情揪扯回来。他那手上的裂缝扯住了她的衣裙,于是,她不能逃脱了。倒不是想从她的双亲的低下的社会地位逃脱开,而是想逃脱开他们的谦卑。这最终大概还不至于过分残忍。
她总是把她那个淡而无味的三明治掉下来的碴儿归拢到一块儿。这个三明治已经足够她吃的了。她还总把三明治可怜巴巴的皮儿包进一个小纸包里。因为她不爱吃面包皮。
塞尔玛根本不想她的哥哥,早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排除掉了。而且告诫自己,他是不愿意花时间来她这儿的。
有几个挺不错的人已经发现塞尔玛·帕克是个好姑娘。其中就有高夫两口子——杜瑞尔盖女邮政局长的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熟人。他们虽然只经营小百货,生意还算兴隆。他们不用再穿着大褂站柜台了。压根儿不于这种活儿。高夫夫妇住在郊区一个比较富裕的区域,虽然不是最好的。他们有许多油光锃亮的家具,包括一个附设酒柜的放烟具的桌子。你得爬在地上才能从那柜子里面取出一瓶香蕉鸡尾酒。洗手之后,塞尔玛·帕克用手指拨弄着他们的手巾。手巾上绣着“客人”的字样。字是螺旋形的,宛若三色紫罗兰,相当艺术。高夫夫妇喜欢晚上找朋友来聚会。不是什么正式的晚宴,只是打打桥牌,穿着也随便,不必穿夜礼服。塞尔玛很快就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她很有点“眼观六路”并且根据这种观察采取正确态度的天才。就好像一到这场合,她的四肢就成了蜡做的,可以随心所欲。她也很善于词令,那些俏皮话就像是从她自己嗓子眼里冒出来似的,而不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她做这一切的时候,被那么多的新发现、那么多的可能性,以及那么多令人惊讶的事情而激动。
星期天,鲍凯家来了个年纪挺大、举足轻重的牧场主。他摸了一阵子他那匹马的肢关节,并且跟这位驯马人谈论了一会儿这匹马在赛马场上的前景之后,对塞尔玛·帕克的相貌赞美了一番。这当然挺蠢。但是他的靴子锃亮,衣服尽管随随便便穿在身上,料子却很贵重,给她留下深深的印象。她记得他的名字叫莱特奥诺,尽管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坐在鲍凯家的窗口修指甲的时候,塞尔玛有许多事情要想,许多东西可看。马儿被拉过来拉过去,或者傍晚,踢着马厩的门,在飞扬的尘土中喷着鼻息。傍晚,有些小伙子转来转去消磨时间,或者玩纸牌,掷硬币。院里那些小伙子们胳膊抱着脑袋顶脑门儿,做着互相折磨的游戏。他们用沙哑的声音大笑,抽烟,说笑话,做些下流动作。尽管窗口站着个姑娘,或者正是为让她看见才这样做。她对这些都不以为意。谁也不跟霍瑞·鲍凯家这位高傲的亲戚讲话,除非不得已。那时,便称她为小姐。他们从来不敢放肆,最多远远地嘴对着树莓打个口哨。这当然是soledeVIVre的一种表情。
当然,还有个柯莱。
她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让她破费了——一办公室给她提了工资,她买了一件染色兔毛短大衣——也就是这时,柯莱第一次跟她讲话。事实上,他很有点目空一切。他从鲍凯先生亲自修整的那块草坪走了过来。他穿一双橡皮底帆布鞋,踩着杂乱的草,走得很快,腰板挺直。她注意到他屁股一扭一扭,摆动着两条肌肉发达的、无意之中显示出傲慢的年轻男人的胳膊。他把下巴抵在窗台上,说:“今儿晚上能和咱们会会面吗?塞尔。”
她望着他,嘴张着,嘴唇不显得那么薄,好像被什么叮了一下。她既感到震惊,又引起了兴趣,同时还有点儿害怕。
她望着他。他年纪比她小,这就更糟。但是他那张脸五官端正,白里透红。他也许会犯罪,但那大概也不会是故意干坏事。
“说呀,”他献殷勤地劝说道。
“不行,”她说,希望自己能转过脸去。“对于你这种厚脸皮的男孩子,不行。”
她想打垮他,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望着他放在窗台上的两条胳膊。
“啊,”他说“我可不是一堆马粪。抓抓我,瞧瞧咱们的本色。我允许你用把叉子。”
“我要告诉鲍凯先生,”她说。
他笑了起来。她看得见他那一嘴大牙。
“不开玩笑了,”他笑着说。“我给你带来个口信,”他说“你该怎样报答我呢?”
“什么样的口信?”
她挫着指甲,小心翼翼地不把目光落在可能引起她注意的任何东西上面。脑袋像滴答滴答的钟摆,不由自主地晃动着。这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她简直要喜欢的游戏了。那股浓烈的涂抹剂和干草的气味熏得她烦躁不安,小雌马的嘶叫声在驯马场木栅栏后面的沙土地上回荡着。
年轻小伙子开始抠窗框缝隙里的油灰。
“什么口信?”她问道。
倚着热烘烘的墙,他挪动了一下身子,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懒洋洋的、很沉着的架势。
“你哥哥捎来的,”他说。
“我哥哥捎来的?你怎么认识我哥哥?”
“啊,”他说“星期六,我在沃里克的农场见过他。”
“不会是我哥哥。我哥哥在北边。”
“可是他最近回南方来了,明白吗?”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认识我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