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颇为好过。”他写。然而伊尔库茨克的价就偏些，一磅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不，这样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决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战士，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设上的。但是，你们也会同意，他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总不能招待得叫外的人都红吧。当前我国通运输有困难：他们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B-A-科尔汉耶娃从莫斯科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都躺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禁闭室。而在“泽克车厢”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像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的数量。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一个在走廊的另一，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c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去的。条令又准许一次放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快！”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地朝他步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车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成鱼你不要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袋里，到递解站有的地方再掉它。如果给的是漉漉的洒了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鲶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砂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一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鲜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不，这不是故意用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里，从来不供给一顿，只发给咸鲱鱼和绘鲻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事情连例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不合规定（诚然“泽克车厢”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鳝鱼吧？给他们罐——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鲜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车厢从彼得罗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大林”车厢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万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去的（诚然，不是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盗窃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们），底下还剩十三名：下铺一边各坐五名，他们的之间的夹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里，人上，人底下——放他们的东西。就这样蜷着挤在一起，一昼夜一昼夜地坐着。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鲜鱼，不给饮（从来没有给过），连生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没有。另一分在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时间。还有一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像骡似的驮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泽克车厢”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都没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的煤车里舀那又浑又黄漂着机油的，就这，犯人们也会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亮）。还有，发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饮。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饱了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传他们。给两次。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