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哈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审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地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难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像“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复活》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