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的椅子也是半软的。这多么使人愉快啊，如果他不开口向我提出什么指控，如果他不把那些陈糠烂谷子再捣腾出来。

不，他的声音一点不带敌意。他随便问问生活、感觉，对劳动营习惯吗？在杂役屋里还方便吗？不对，侦讯是不作兴这样开场的。（况且我在哪儿听到过这么美妙的音乐？…）

这时提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甚至是仅仅出于好奇心的问题：

“怎么样，您出了这些事，经历了这一切，仍然是一个苏维埃人吗？或者已经不是了？”

啊？你怎么回答？你们，后代们，这是你们不能理解的：现在我该怎么回答？正常的自由的人们，我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从一九九O年向我呼喊：“见他的鬼去吧！（也许后代们将不会这样骂骂咧咧了？我认为在俄国还会的！）他们把你关进监狱，割断你的喉咙，还要你仍然是他妈苏维埃人！”

真的，蹲过了三座监狱，见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听到了瓢泼大雨似的来自国外的见闻，我哪能还是什么苏维埃人？在何时何地有什么苏维埃的东西能抵抗得住充足的信息？

如果我在监狱里受到的“再教育”已经达到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我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不，见你妈的鬼去！我懒得跟你费脑子！让我干完活以后歇歇吧！”.

可是，我们都是在顺从听话中长大的，伙计们！如果在会上问：“有反对的吗？…请弃权的吗？…”手是怎么样也举不起来的。“我不是苏维埃人！”这句话，即使当了犯人，也说不出口哇！

“特别庭的决定里说，是反苏的，”我含含糊糊地说。

“特别庭，”他不带一丝敬意地挥了挥手。“但是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呢？您仍然是个苏维埃人？或者已经变了，怀恨在心了？”

那个曲调轻轻地，如此清澈地萦回荡漾着，我们的重浊、粘糊、无聊的谈话与它那么不合拍。天哪，人的生活可以是多么清澈，多么美妙啊！但是由于权势者的自私，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我们进入那个境界。是莫纽什科？——不是莫纽什科。是德沃夏克？——不是德沃夏克…滚开些，你这条恶狗，让我稍微听一会儿！

“我为什么会怀恨在心呢？”我惊异地说。（真的为什么？为了十封信才判了八年，一封信还不到一年。“怀恨在心”的罪名绝不能沾上.那可就有再来一次侦讯的味道了。）

“这么说，您是苏维埃人喽？”特派员严厉地，但也带着鼓励回’飞地叮问。

千万不要生硬地回答。千万不要把今天的我暴露出来。如果现在说你是反苏的，他马上会在营内立个新案，给你“铆上”新徒刑，便当得很。

“在灵魂深处，在内心，您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多叫人害怕：——冬天，暴风雪，押送去北极圈内。而我在这里已经安排得不错，睡觉的地方干燥、暖和，甚至有床单。在莫斯科我老婆能来探监，送牢饭…还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如果能留下的话。说一声“苏维埃人”有什么可耻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嘛。

“我倒觉得自己…嗯，是…苏维埃的…”

“噢，苏维埃的！这就完全不同了！”行动特派员高兴了“现在我们可以像两个苏维埃人一样谈话。这么说，我和您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只是房间不同），我们两个应当一致行动。您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您…”

我感觉着我已经趴在地上了…耳边还是那个音乐…而他正接二连三地把一个个整齐的套环甩过来：我应当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我可能成为某些谈话的偶然见证人。我应当把这些事报告他们…

这种事我可永远不会干。我内心冷静地知道这一点：是苏维埃的也罢，不是苏维埃的也罢，要我把政治性谈话报告给你们——休想！然而，要小心，小心，话要说得委婉，不露痕迹：

“这种事我…做不来，”我几乎带着遗憾的表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