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房门销上，显然打算做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再加上他的俄语讲得不地道，这次谈话将是十分费事的。谈了快一个钟头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不是要复审我的案子，而是要吸收我当眼线。（显然随着部分流放者的获释，眼线干部变得稀少了。）

我觉得又可笑，又可恼；可恼是因为连半个小时对我都是宝贵的；可笑是因为这样的谈话在一九五六年的三月听起来就像用刀子在菜盘里横着切食物那样不对路。我试着用轻描淡写的形式向他说明其不合时宜，——但毫无效果，他像一只认真的叭喇狗，咬住就不松嘴。任何松动的风吹到地方上总要迟三五年，甚至十来年，只有收紧的风才会一眨眼工夫就传到下面。他还完全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将意味着什么！我提醒他，内务部都撤销了。但是他兴高采烈地证明，克格勃和它是一样的，人员还是那些，任务还是那些。

到了这一年，我对他们的光辉的机关已经形成了满不在乎的态度。我觉得现在让它去见他们该见的东西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我丝毫不害怕这对我个人有什么直接后果——在那光辉的一年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现在扬长而去，把房门砰地一声带上，该多痛快。

但我想到：我的手稿怎么办？它们整个白天都放在我的小茅舍里，只有一把防君子的小锁把门，里面只设了一点小小的机关。每天夜里我取出来写作。如果我惹恼了克格勒，他们准会来找我的茬儿，抓点什么有问题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不行，必须和平解决。

噢，国家呀！噢，可诅咒的国家呀！在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个月，一个内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许自己和宪兵们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们脸上抖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严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许我到处去打听。我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谈到此为止吧！”

这当然是可怜的托词。可怜，是因为我承认他们有收买人的权利，而这正是应该给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绝。

可是他仍不肯罢休，不要脸的东西！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证明一个重病人也应当跟他们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实在说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证明吗？”

“什么证明？”

“证明你病成这样的。”

“证明…有”

“那就把证明拿来。”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个工作日的成果！说明对象还是选得正确的，只是原来不知道这个人病得这么利害。他要证明并不光为看看，而是为了钉进档案，了结这桩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