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因犯。

平反的雪崩来势凶猛！但它也没能砸开那帮一贯正确的人们的岗石脑门一！因为雪崩塌下来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皱皱眉的那边，而是朝着需要上一百黄的那边。

在斯大林时代，最好的释放就是走劳改营大门之后立即留在原地参加劳动。当地的生产单位大都了解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内务的人在街上遇见时也认为这是他们已经检查过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烦。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到找不到工作，疾病注定他将慢慢地死去，谁也不要他。这时，突然来了征兵委员会。急需兵员。＿很急。卡尔捷尔患的是开放肺结，可他却宣称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就痛痛快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完吧！他伍了。他几乎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只是后来在野战医院里“第三”的睛才注意到他，他们发现了这个在战场上奋不顾的战士…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四九年已经决定名单，要重新逮捕他，多亏军事委员会里有几个好人救了他。

“平反工作搞得太轻率！”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说“平反过的人太多了！”

要知，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神“刑满释放者救济协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低怕。＿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难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一鸣？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下了泪呀？！、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说：“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着直起来了。”.但是“我们上始终挂着劳改犯的标签，只要有简之类的事。我们当然首当其冲”古洪诺夫写；“给我恢复了名誉，现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总像还继续过着劳改营生活似的。踩在我们上握有权力的还是当过劳改营的那些人。”波波夫说：“不说过些什么，也不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只要同事们一听说我劳改过，就无意似地把脸扭过去了”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卡尔普尼奇在科雷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沃尔德尔-孔林（顿河罗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来以后一i八年老老实实，啥也不说。一九六O年才敢把劳改营里的糟糕情况向同事们聊了聊。因此就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克格少校对扎林说：“别以为平反就是没罪了，只不过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掉的！”

我国发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国发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听到另一些有钱的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们解释：那些富有家的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的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了！’）

正因为这样，科莫戈尔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有

这些留在劳改营附近的聪明囚犯把监狱看作自由的另一形式而自愿选择了它。在某些荒凉边远地区，诸如内罗布和纳雷姆等地，至今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反正就在旁边嘛！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合得很好的“同事”集连续“整”了三个月。因为他隐瞒了他父亲各…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事！

不，鬼确实仍然是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咳嗽一声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上一百黄，还得用拼命打每一，边打边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儿拉！”一那么，恢复名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个语气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之前到民警局来！”别的什么也没说＿！她的女儿一天晚上拿着这通知跑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妈妈的老命。我该让她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不必担心！是件兴的事，是要给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许是件心酸的事呢？这是那些“恩赐者”本不会想到的。）

在科雷一带则本无须选择，因为这里全群众都是被束缚在这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同时就得签署自愿的保证：今后继续留在原地劳动。（科雷的人要取得“宗主国大陆”的批准书比得到释放还难。）例如，娜-维-苏罗夫采娃不幸满刑了。昨天她还在劳改营附设的儿童保育院劳动，那里和，可以吃饱。今大既已获得释放，那就得去地里劳动，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昨天她还肯定有一张床可睡，有份粮可领，今天则不然：粮不发了，住没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烂地板上。（这是在科雷呀！）幸亏儿童保育院的朋友们帮了忙：她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节省下的粮偷偷送给她这个自由人吃。苏罗夫采娃在谈到自己获释时的新受时，说这是“自由状态的压迫”后来，她才慢慢地能够自主了，甚至成了…房产主”！在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边。可是这“房”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乐意钻去的。

！

但是，并不尽然。一九三八年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从姆劳改营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了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行动科科长罗森布利特就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稍有差错，你就会再成为囚犯。为此甚至无须再经过审判。所以，你小心儿！别以为你是什么又由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