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把它像保存的圣物一样拿出来给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尔卡监狱！“探监室”我走进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夹杂着个别男人。有人在递交东西，有人在谈话。噢，外界给我们送的东西原来就是通过这里送进去的。真有趣：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看“探视规则”可是这时一个大嘴脸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过来问道：“公民”你有什么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来探监的，怕我搞什么名堂。这么说，我身上大概总是带着一种因犯气味吧？

要是去凭吊死者呢？去凭吊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应该被刺刀扎死同他们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奥列涅夫虽已衰老，但他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去凭吊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来到了从前卫生营的所在地，从那里进了山，当时死人就埋在这里（高凯尔基村不远）。山上到处是白骨和头颅骨。当地居民把这个小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娅-B-住在遥远的北方城市，那里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所谓“家”只是一个嘈杂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时便拿着书到饭馆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书，抽支烟“悲痛地思念俄罗斯”她最喜爱的朋友是乐队队员和看门的人。她说。“许多从那里回来的人都隐瞒着过去那段经历。可是我却以自己那段经历自豪。

虽然没有固定地点，但过去的囚犯们每年总要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难友集会.他们在一起饮酒、回忆。戈利岑谈到这类集会时说。“说来也怪，回忆过去时并不总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场面。许多东西回忆起来倒使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而且并不是最坏的本质。

金兹伯格（金兹堡）高兴地回忆说：“我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N’，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3k’（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果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一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