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把？…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月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科上校。是他当初为了避免麻烦，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现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贵的礼帽，伊然一个学者，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来的侦查员，就是在侦讯中打过你，把你关进臭虫房的那个。他现在领取着优厚的养老金。例如赫瓦特，审讯并杀死伟大的瓦维洛夫的人，他现在就住在高尔基大部。上帝呀，再别让我们遇见这种人吧！因为这只会打击我们的心灵，而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

还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个送你进监狱的人。他现在也飞黄腾达了。天火雷电并没有惩罚他！那些回到故乡的囚犯必然会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愤愤不平地出主意说：“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单单为了让他在公众面前现现原形也好嘛！”（也确实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恢复名誉的人只好回答说：“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为对这种案件的审判是朝着那个需要套上一百头牛拉的方向的。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让生活去惩罚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

作曲家赫某对肖斯塔科维奇说：“这位勒女士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当初就是她把我送进监狱的。”肖斯塔科维奇激动地说；“你写份控诉材料，我们把她从音乐家协会开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却连忙摆手说：“噢，不！谢谢吧！当初揪着我这把胡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一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复？格-波列夫诉苦说：“原先把我关进监狱的那个坏蛋，在我被释放之后差一点儿又把我关进去！幸亏我及时地抛掉了家庭，离乡出走了，不然，说不定真就把我关进去了！”

拉就是我们国内的做法！这就是苏维埃式的做法2

什么叫做恶梦？什么叫做海市蜃接？这一切究竟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罗伊姆逊来找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诉状递交给这位副总检察长。但萨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受理这个案件，请你去找党中央。”

苏联的检察长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无权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早三十年变得无权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谢廖金两人现在都很阔绰，就是他二人作伪证把丘尔佩涅夫送进蒙古地牢的。丘尔佩涅夫获释后，约了一位共同在军队服役过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大楼中的生活服务部办公室去找谢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对谢廖金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和咱们在哈勒欣河一起战斗过的，记得他吧？”“不，不记得。”“他是丘尔佩涅夫。你不记得这个人？”“不。不记得。战争把大家都冲散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遭遇？”“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是个坏蛋，下流坯！”

也只能说这些！他们告到谢廖金所属的党的区委员会，两人听到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谢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负责的。

他会认真负责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克雷诺维奇吸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没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①对严重罪行的指控；②抱有私利目的；③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