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肤当然已经很容易就恢复了自信。在冬天天气晴朗的日子，下午闲下来的时候，艾米·帕克常常坐在前面的门廊下，从葡萄树和一株老玫瑰的枝叶后头向外眺望。这株玫瑰真该挖掉了，它占的地方太多，也太老了。她坐在那儿，向外面张望着，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事情。不过，大多数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

六月的一天，一股凉风吹得青草弯下了腰。太阳淡淡的光辉还没有照到它要照射的目标之上便被驱散了。这天，开来一辆汽车，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一定被它的主人怀着自家仔仔细细地擦洗过。帕克太太压弯了一根花枝张望着，但是离得太远，她看不大清楚。这可真让人气恼。她看不清，只见一个女人眯着一双眼睛向外头瞅着，四处张望，好像是想认出什么似的。她穿着黑色裘皮外套。

“这是…你能告诉我吗？”那女人喊道，已经停住那辆小汽车。“帕克太太在这儿住吗？”

“你是哪一位？”帕克太太很谨慎地回答道。

她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走出来先看个究竟。

“从前这儿住过一位帕克太太，”这位坐在车里一动不动的女人说。在这个她停下车来的冷僻的乡村，她的声音显得又大又孤单。

艾米·帕克心里想，这是个自己开着车到处转悠的老妇人。

“啊，是呀！住过。”她边说边在心里琢磨，清了清嗓子。

那位妇人脸色焦黄，像肥皂一样。她的声音送进艾米·帕克的耳朵里，似乎在搜寻什么。

“可是，你难道不是…”妇人说“你不就是帕克太太吗？”

帕克太太脸红了。

“是呀，”她说。“盖奇太太，是你呀！”

“我简直认不出你了，”盖奇太太说。“你胖多了。”

“你也发福了，”帕克太太望着田野的风光说道。

她似乎很为自己看见的什么东西而高兴。

然后，两个女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很大，就像薄木板在半空中噼里啪啦地相互敲打一样。

“啊，真想不到，”等她们笑累之后，这位前任邮政局长说。

帕克太太望着她那张睑。这张脸颜色枯黄，表情丰富得有点不可思议，看起来就像灌了液体肥皂。她看出盖奇太太现在处境很不错，希望这位邮政局长讲讲她的故事。她很快就讲了起来，边讲边用手指抚弄着她那辆小汽车镀镍的球形捏手，目光迷离，追寻着往事。

“你该记得，盖奇先生自杀之后，”她说“我申请调离杜瑞尔盖，后来就被派到了汉滨。”

在南方那个寒冷的小镇里，水坑里冰冻得格格作响。你能听见那响声。你能看见浑黄的、长长的雨丝丽线从山谷里落下，敲打着枯黄的草。镇子里有一条街，街上有个铁匠铺，还有一家小酒店。那儿出过一起凶杀案，不过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再役发生。办公室刷成棕色，里面堆放着许多空的煤油桶和破椅子，风把木制的门窗吹得松动了。盖奇太太站在那间棕黄色的办公室里，屋子里面一股炉灰和于墨水的气味。那墨水，除渣子以外，经常冻成冰，所以你也就不愿意往里面装墨水了。那冻了冰的墨水，你看了就觉得难受。因此，盖奇太太——她一边搓着手上的冻疮，一边听她那棕色套袖窸窸的响声——总是塞给顾客一支铅笔写字。

“我在汉滨的时候变瘦了，”女邮政局长说。“全是因为可怜的盖奇先生，他就那么死了。我神经出了问题，甚至填写那些表格也很困难。你能相信吗？有几大张邮票到哪儿去了我也说不清。最让人苦恼的是，有时候我正核对电报，就昏倒了。不过，你该知道，我心里可是一清二楚。而这就越发糟糕。我听得见我的铅笔在板子上跳动的声音，看得见天花板，不过觉得它老高老高。唉，许多人都不喜欢我这个毛病。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昏过去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辞职了。”

盖奇太太用手帕擦了擦嘴唇。她的生活经她一讲总是活灵活现。

“到时候了，戈尔波格先生说，”她说。“要不然，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就永远听不到了。”

“戈尔波格先生？”艾米·帕克问。她两条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就像一尊大理石塑像。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邮政局长说。“我辞职离开汉滨之后，就到斯摩尔太太那儿去了。她是我的一位表姐，住在巴兰古拉。她亲热得简直要把我吃了。冬天烧汤喝，夏天吃冻鱼。她结巴，那可怜的人，是小时候烫伤引起的。你知道，巴兰古拉是个避暑胜地，到游客太多的季节，斯摩尔太太就留一两位房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戈尔波格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他读书，还写过些诗。至少他让我看过一些，写得蛮不错。”

夏天的傍晚，防波堤上——那是一道岩石筑成的堤坝’十分陡峭，走上去需要小心翼翼——戈尔波格先生对于盖奇太太不幸的故事给予关注和同情。他听着海拍岸发出的飒飒声，看着海葵大张着的嘴巴，有时便扔给它们一只螃蟹。有时候，戈尔波格先生听到盖奇太太的丈夫的疯癫之处，便像一匹马似地扬起头，那样子好像要嘶叫似的。